小时候在河涌边玩，总能看见水面上漂浮着一片片的水葫芦。颜色碧绿，还挺招人喜欢。没想到，近几年对水葫芦人们已经谈虎色变了，我见过闽江整个河面全部被水葫芦占满、不留一丝空隙的新闻图片，那种景象确实令人心悸。别的生物在那样的威势之下，简直没了活路。1955年发表的《苏浙皖一带水稻田中的杂草》一文虽然收录了别名凤眼莲的水葫芦，不过说是“通常栽培供观赏用”，可见这后50年水葫芦的数量又不知道翻了几番。1901年将这个物种引进中国的那位仁兄恐怕意料不到吧。
这就是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灾难。“防止引进、控制或消除那些威胁到生态系统、生境或物种的外来物种”，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其中的一条。《猿猴大爆炸——人类的兴衰》这本书讲的就是物种入侵。这四个字听起来颇为骇人，好像一群大脑袋的灰色外星人降落在我们面前似的。其实不会有那么刺激的场面出现，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着。
身为生物学家与古生物学家的作者讲述了四个物种入侵的故事。一种叫日本虎杖的灌木在1825年作为观赏植物被引进欧洲，现在在整个欧洲蔓延的它已经成为有害植物，就连热爱园艺的英国人也出书讨论如何消灭它；江蚬在20世纪初被喜欢食用它的中国劳工带到美国，随即在美国几个州的河系里泛滥成灾，1977年它们随着美国货轮来到欧洲，25年后也占领了欧洲所有的河流系统；20世纪60年代，为了振兴渔业，苏联政府部门将红色帝王蟹放入已经被捕捞一空的巴伦支海，1994年人们开始捕获它们，可是到了2000年它们的捕获数量已经比1994年增加了10倍以上；拥有珍贵毛皮的麝鼠在20世纪初进入欧洲，接着像石子投入池塘的波纹一样向外扩散，到21世纪初，光是荷兰就每年捕杀40万只麝鼠，却还远远不能遏制它们的繁殖。
四种不同类型的物种，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入侵。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都有一个相同的条件：环境受到了人为的干扰。作者认为，“从农业生产到铺设道路，从消除猎食动物到砍伐森林，从改造河流水道到海里过度捕捞”，这些改变在生物学上都是“干扰”。没有干扰，就没有外来物种；反之，哪里有外来物种，哪里的生境就受到了干扰。
我想，作者指出这一点，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人类应该为大多数物种入侵负责。举例说，假如巴伦支海事先没有被过度捕捞，红色帝王蟹在里面也未必可以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应该多检讨自己。
不止如此，恐怕连人类本身也是物种入侵的主角呢。作者说，“在城市里，智人以如此稠密的数量安居，使入侵生物学家借用的术语‘排斥’在这里非常适用。一个种类只有在经历数量呈指数增长的阶段后，才会排斥其他物种。它便是一个爆炸的种类。”本书标题“猿猴大爆炸”指的就是这个。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新意是作者提出人类本身也是一个到处入侵的物种。我们从非洲出发，走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最偏远的一隅。“人们聚居的地区，一般很少有植物生长，而且也极少有动物出没。”这样一说，还真像是这么回事，不是吗？
如果作者的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适用于入侵动植物种类的发展和衰落的生物规律，同样也制约着智人”。那是什么样的规律？
这个规律，作者称之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每个系统对每个特定的种类都有一个特定的承载力；入侵物种的数量呈指数增长（形象点说就是“大爆炸”）之后，资源被消耗完毕，这个物种就会崩溃，用作者的话来说，那条曲线像蛋奶酥一样，“噗——它一下子塌了下去”。
如同一个设计好的实验一样，复活节岛发生的一切证明了这个理论。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描述了复活节岛的故事：大约在公元800年，人类发现了离最近的大陆和岛屿有上千公里远的复活节岛。他们在此定居，并建造了那些巨大的石像。人类这个物种在复活节岛这个系统里“大爆炸”了，到1600年左右达到极限——1万人。岛上的资源被消耗殆尽，于是人口数量突然崩溃。光秃的岛上终于只剩下2000多人。
在我看来，称人类在地球的发展为物种入侵，虽然正确，却意义不大——作为地球的优势物种，要求他们局限在某个地域内生活显然是不现实的。最要害之处在于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人类还有未来吗？
作者的答案很简单，即控制人口。“战争和安全套之间的选择，其实不应该太难。”他说。贾雷德•戴蒙德的考虑更周全一些，“实际上，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虽然并不容易，但也绝非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影响是两大因素的产物，即人口数乘以人均环境影响。”也就是说，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请控制人口；像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请改变消耗巨大能源的生活方式。
只有这样，人类或许才能免除崩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