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提到，他曾听到邓之诚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这倒不是个孤证，何炳棣的燕京大学历史系同窗王钟翰也记得此事。根据他的回忆，邓之诚说的是“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姓胡名适，一个姓傅名斯年。他们搞什么学问？胡适就是胡说八道，傅斯年就是附会。”不仅解释得更妙，还捎上了另一个大名人。
学者之间的彼此看法是很微妙的一件事，不能全用“文人相轻”来一言蔽之，所以这也没什么要紧。我说起这件逸事也并非为了钩沉八卦，只是为了借来说明读《最后的文化贵族》时得到的一点小小会心罢了——王钟翰的话便收录在此书中。不管大小，读书有所印证总是很愉快的事。
《最后的文化贵族》是《南方都市报》“大家访谈”版结集的第一辑。一年多来，“大家访谈”以每周一期的频率采访了多位平均年龄八十五岁的文化大家，以第一辑而论，受访者即有语言学家、翻译家、作家、诗人、画家、出版家等多种身份，统称之为文化大家，可谓名副其实。
近年来口述历史大行其道，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原汁原味，较后人所作传记可信度更高些；其二，讲述者叙述的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在与谈者的交流与激发中，闪现出来的细节火光与逐渐氤氲的历史氛围更是普通传记作品无法达到的效果。
比如，王钟翰回忆邓之诚在解放后受到当时的“学术权威”的奚落之后对他说，“我虽然比不上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我七十三岁也过了，比孔夫子长，学生选中国通史的也不只是三千了。如果我给每个学生写一封信，让每个人出五元钱养老，就够了。”寥寥数语，可见大学者在特殊时代里的颓唐与不忿。但若不是当事人转述，这几句话便会消失在空气里，后人亦无法从中得见历史的另一副面目。这样的话在书中处处可见，因此若有人有心编“新世说”，少不得要向这里找几条材料。
读此书的另一个感慨则是，文化人要在上世纪后半段熬过苦难，就必须要么像王世襄（此翁到老来仍是个大玩家，心态自有他人难及之处）或聂绀弩这般“蒸不熟、煮不烂”，以游戏心态消解苦难；要么像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那样永远保持了对自己与他人的尊重：戴乃迭以英国人的风度在监狱里对每日送窝头菜汤的人说“谢谢你”，而杨宪益弗一出狱，则在家里备好一瓶白兰地等待自己的妻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这些文化大家既然能在今日追忆往事，都是与那个时代战斗的胜利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是那个时代的受伤害者。文洁若回忆说萧乾在文革中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他写好遗书后，就在小厨房门口的大缸里放满了水。他试了试，厨房里那个照明用的台灯的电线，长度足以够到缸里。他打算在服安眠药后，手里紧攥通了电的铜座台灯，把上身扎到水中。那样，安眠药加上触电，死亡就有双重把握了。”后来只是因为要壮胆喝醉了酒，萧乾才没有以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提前数十年离开世界。萧乾素以乐观闻名，但这些叙述却着实令人心颤。
伤害也不全是在身体上的。丁聪现在和黄苗子、郁风、杨宪益、沈昌文等老朋友聚会，他仍然担心“这个也被宣传、造谣”，他说“以前跟唐瑜他们也是这样吃饭、聊天，都被打成‘二流堂’”。这另一种后遗症则更叫人害怕。
这种后遗症何时能够被治愈呢？丁聪说，“我不适应今天的时代，今天应该是说‘好’的时代，是耳朵听不惯‘不好’意见的时代。”什么时候丁聪适合了我们的时代，什么时候这个后遗症就被治愈。也许在那样的时代里，才会有文化贵族找到传承者而不至于风流云散的真正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