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心游记

你可以由此抵达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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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6    15:49
中国冷硬派 - [书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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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个纽约的行吟诗人喜欢这样喝,我也想试试味道。”
“问题是不好喝啊!”
“但据说里面咖啡和酒精的效果能相互抵消。”
“据谁说的?”
“据创造那个诗人的作家说的。”
“等等,你是说因为一个人瞎编了一个故事里的一个劳什子诗人喜欢喝这个见鬼玩意儿,所以你就只喝这个?”
……
这段文字里面提到的那种饮料是波本威士忌掺咖啡。对推理小说读者——准确地说应该是劳伦斯·布洛克的读者——而言,这种“见鬼玩意儿”就是各自辨认身份的接头暗号:只喝这种饮料,是布洛克塑造得最成功的小说人物、“纽约行吟诗人”马修·斯卡德最具个人特色的标签之一。因此,读过布洛克并且与他投契的,一说起“波本掺咖啡”,必定会心一笑。
在《刀锋上的救赎》里出现这么一段对话,似乎可以视作是作者向布洛克致敬之举。事实上,布洛克确实充当了这本书的“腰封小王子”,他在宣传语里暗示这是中国读者的“属于自己的冷硬派犯罪小说”。
平心而论,中国可供推理小说生长的土壤非常贫瘠,读的人多(其实也只是近两年才渐渐多起来),写的人少。在这种条件下,作为处女作,《刀锋上的救赎》可以拿到不错的分数。在我看来,要写出中国自己的冷硬派犯罪小说,作者有两个优势,一是够专业,二是懂写作。当然也有人会说推理小说对写作要求本来就不高,干脆利落就行——或许是吧,那就说最基本的:中国的类型小说能把对话写漂亮的也不多。《刀锋上的救赎》的对话则透着一股酷劲儿,特别有“冷硬派”范儿。
这里说的专业知识,一是指犯罪剖绘、法医鉴定之类的学科知识,二是指警察办案的分工、程序、行话等行业知识;前者或许可以通过阅读自学,后者则只能通过观察和体验才能获得。举个小例子。迈克尔·康奈利在《行李箱之曲》里提到“勒索卡”,这种宽三厘米长五厘米的卡片,正式名称是室外审查卡。“警察在截住嫌疑人员但缺乏足够的证据逮捕他们时,或者是像眼前违禁擅闯这样的案子,如果进行逮捕只会浪费时间,警员就会填写这种卡。美国民权联合会把这种审查叫做勒索,是警察在滥用职权。”这类细节看似微小,但非从业者所不能知,要凭空想象亦是极难。
《刀锋上的救赎》作者的职业,书里付之阙如,只是提到他创建了一个“犯罪剖绘爱好者团体”,开办了一家主题咖啡屋,看来至少是个半专业人士。书中涉及刑事侦查的各方面专业知识,虽然不像先在《洛杉矶时报》担任犯罪新闻记者、后来改行写推理小说的迈克尔·康奈利那样写得巨细无靡,却也能够不让外行看出破绽来——尽管我对是否存在“市局刑侦技术队犯罪心理学顾问”这个职务以及它能否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抱有怀疑。
但是要成为真正的“中国冷硬派”?作者顶多是走出了第一步,除非他能一直写下去——这点对一个类型小说家来说太重要了。纯文学作家可以一辈子就写一部小说,写《杀死一只知更鸟》那位就是;但类型小说家要立足,就得把写作当做工作,一本接一本地往下写。这不仅是从赚钱的角度来说的,单纯从写作角度来说也是如此。纯文学作家的处女作可能是他一辈子最好的作品,但是类型小说家只会越写越好,因为他学会怎样写是错的、怎样写是对的,而这样的认知,只能通过长久的写作实践才能获得。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也只能越写越好,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
《刀锋上的救赎》作者具备继续写下去的条件,那几个条件看似简单,符合的人却很少。但是他似乎没这个打算(他在后记里说“我有正当职业谋生,不指着这个吃饭”)。可能他想把有过的所有念头都塞进一本书里?于是,在《刀锋上的救赎》里面他的野心太大,他要表达“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与人互相伤害”(其实几乎所有的冷硬派都是在表达这个),却不满足于让这种伤害局限于一对一,而非得把跨国犯罪、雇佣军、集体杀戮等元素拉进来。所以小说变得越来越失控,越来越遥远,越来越虚假。如果他肯老老实实只写谋杀案,或者把篇幅砍去三分之一的话,我想效果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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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6    15:42
开始写吧 - [书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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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写作可以学可以教,也许是中文世界的共同意见。台湾的唐诺就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看做结案陈词:“一个托尔斯泰不肯写一本教我们书写之书,我们可能猜他太贵族太高傲;另一个乔伊斯不肯写一本教我们书写之书,我们可能猜他太疏离太冷漠;再一个吉卜林也不肯写一本教我们书写之书,我们依然可能猜他太自私不公开密技。但当这一纸名单愈拉愈长,长到我们打算跟古往今来所有最了不起的作家宣战了,这时我们用不着摸摸鼻子很自然会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猜想,不写这样一本书是有道理的,甚至更美丽的猜想,原来这块土地的被保留、这样深奥广阔的依然存在,是最熟悉这块土地那些人小心翼翼保护的难得结果,是他们不把那些抽象概念上、方法上无法穷尽、无法捕捉的深奥、微妙、辽远、细碎东西归为‘无用’。”
奇的是唐诺的这篇文章写在《卜洛克的小说学堂》这本由类型小说家亲身上阵向读者演示如何写小说的创作谈的最前面。马修•斯卡德的创造者接着就用整整一本书来把“如何写作”这个问题尽力讲得不那么“深奥、微妙、辽远、细碎”。
话说这种写作指南,除了这本,我之前读过的还有斯蒂芬•金的《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也很受用。我也试过写些东西,因此更加体会到里面一些建议的实用,尤其是卜洛克和金不谋而合的那些。比如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花费时间来谈论写作,始终不如花时间实际去写”(金说的),“写就对了”(卜洛克说的)——要学习写作,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下定决心去写。连写都坚持不了,还指望写得出东西?
读过那两本,我还觉得不过瘾,一直盼望着有多一些类似的手册出来。听说美国有“创意写作”这样的课程,我们自己既然不讲究,就老想看看人家是怎么教的。
因此这套“创意写作书系”我得大力推荐。一共四本,分别是《成为作家》((美)多萝西娅•布兰德著,刁克利译)、《开始写吧!——虚构文学创作》((美)雪莉•艾利斯编,刁克利译)、《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美)雪莉•艾利斯编,刁克利译)、《小说写作教程——虚构文学速成全攻略》((美)杰里•克利弗著,王著定译)。如果只挑一本,我愿意选择《小说写作教程——虚构文学速成全攻略》,理由是:它如此具体细致,简直就是手把手地教你,而且,还真管用。比如每个写作者都会遇到阻塞的困境,书里就有整整一章来教你如何解塞。我就只说其中一个小点子吧:故意胡写。“……干脆故意写一个糟糕的故事,你想把这个故事写得多糟就写多糟。这会减轻你希望把它写好的压力。另外,用低于自己的水平来写作是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要以自己的写作方式写作。……关键在于要推动这项工作的进行,让自己摆脱阻塞。”
关于这类书,我能料到的必然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有用吗?写作靠的不是天赋吗?对于这个,我觉得作者的解答很好,他明确地告诉读者,创造小说的能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并非一种先天的才情:“在音乐或者绘画方面,你需要某种天分才能成功,而写出成功的故事则不需特别的天赋。因为你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技能同时也是你的写作技能。你有一套完整的情感和富于戏剧性的生活经验可以派上用场。”
如果你想当一个小说家,哪怕只是做白日梦时偶尔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如果阻碍你去为之努力的只是你认为自己不是那块料,那么,读一读这几本书,然后,“开始写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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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6    15:41
当体育遇上数学 - [书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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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NBA迷,但是大部分球星都还知道,不算是篮球盲。但是NBA最让我犯迷糊的一点,在于它的积分规则。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排名的:此刻,西部球队的前三名分别是马刺、湖人、小牛,马刺胜36场、负6场、胜率为85.7%、胜差为0,湖人胜31场、负13场、胜率为70.5%、胜差为6,小牛胜27场、负14场、胜率为65.9%、胜差为8.5。对一个看惯足球联赛的人来说,胜率、胜差都是那么陌生的名词——我就不明白了,NBA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而不像足球联赛那样,胜一场积3分,负一场积0分,平一场积1分(既然NBA没有平局,那就更简单了),谁分高谁分低,一目了然?
我的疑问一直没有解开,现在且抛到一边。关于排行榜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排名这个问题,我看了《如何罚点球——隐藏在体育中的数学》才知道,上面所说那种足球联赛通行的积分规则从1888年开始就存在了。但是别的运动项目就不是如此了。例如19世纪70年代的棒球,最终冠军是赢得胜利场数最多的队伍,由于那时候没有规定每支队伍要打多少场比赛,所以打得越多就越可能成为冠军。1872年,波士顿红袜队打了47场比赛,华盛顿国民队只打了11场——现在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情形怎么能够支持人们做出在这两支队伍之间谁更好的判断。
不过在比较早的时候,足球比赛胜一场是积2分而不是如今的3分。这一点小小的差异其实是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的,我相信不用多解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我想说的是,正是这一点,多么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类体育比赛的不确定性——你怎么证明一场胜利理应获得的分数就是一场平局的3倍而不是2倍呢?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游戏规则,既然制定好了,你要玩这个游戏就得遵守。
不过“3分制”的通行可以说明它至少是一种不错的方案。而另一些拍脑袋想出来的方案就很荒谬了。什么样的规则居然可以让6胜12负的队伍降级而4胜14负的另一支队伍保级?你不妨去看看上个赛季的中国男排联赛吧。
《如何罚点球——隐藏在体育中的数学》涉及了各种门类的运动项目,同样,也涉及了各种门类的数学。谈球的形状,离不开几何学和拓扑学;谈踢点球,概率论是必须的……说到点球,我想起我在这个栏目里介绍过的另一本书,《足球经济学》。里面提到,为了使自己的罚球几率最大化,一个理想化的罚球员应该在61.5%的情况下选择自己自然的方向(也就是惯用脚踢出的自然方向),在38.5%的情况下选择非自然方向。
《如何罚点球——隐藏在体育中的数学》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如果罚球员1/3的时间选择大力直射,其余时间选择朝球门角射,那么进球机会就会提高到63.3%(如果英格兰国家队的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中实现这个几率,他们早拿第二个世界杯冠军和第一个欧洲杯冠军了)——可是很巧,这两个答案采取的都是混合策略,基本都是这样踢1/3、那样踢2/3。所以罚点球别像头蛮牛似的只认准一个方向,就肯定没错。
一个体育迷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看体育比赛为的是放松与刺激,用这样的心态与眼光,会不会把一件本来很带劲的事弄得很没劲?
别紧张。体育是迷人的,数学也是迷人的,这两个世界的相遇,当然不会乏味。两位作者就说:“有时数学可以从新的角度提出运动策略。在其他时候,数学只是提供了对我们本能所知的更加深入的理解。有时它只是简单地激起好奇心。”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吧——伟大的英国数学家G•H•哈代是个几近病态的板球迷,他在为瑞典的数学期刊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这个问题用板球的术语来解释就很容易懂”,他给数学证明的最高评语是“属于霍布斯级别的”——人家都以为他说的是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其实他说的是萨里郡的板球名将杰克•霍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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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6    15:36
食物治愈系居家厨子 - [书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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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下书》最后一篇的题目叫“食物治愈系”,里面有一句话,“食物不应该是最有治愈效果的么?”在我看来,阿子的这本书讲的就是食物的治愈作用。治什么?除了治馋虫,还有就是治乡愁吧。
在“汤圆记”里,在籍贯处填写“毕节”的阿子回忆了毕节汤圆与众不同的做法,汤圆芯子最好的底料是鸡油,“小时候家里杀鸡,鸡油一定是最宝贝的。一个称职如我奶奶的毕节主妇,会用大铝饭盒把鸡油珍藏起来,哪怕她后半生并不在毕节居住,这个食物记忆她从来没有丢掉过”。在“肉月饼”里,她又想起了她的曾祖母,“前些年我曾祖母还在世的时候,她老人家长居北京,我每次秋季开学都要从贵州给她带黔式月饼,老人家九十多了还念叨要吃叉烧火腿月饼。带去了她又常常舍不得吃,放着放着就坏了。”这两位老人家着墨不多,却是阿子的书里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人物。食物对她们而言,治愈作用当然是要大于饱腹或者满足口舌之欲的。
和她的女性长辈一样,阿子这个生于贵阳现居北京、以成为家庭主妇为目标的哲学博士兼居家厨子,几乎在每一篇文章里都会不厌其烦地提及她的家乡,可见她是一个恋乡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去巴西万里寻夫的时候为了依然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还拖着装满花椒、豆豉、豆瓣和煲汤所需中药材的行李箱了。恋乡的人最恋的事物之一就是家乡的食物。她在“手制豆花实习报告”里写道,“离家十年,有一样东西,每到夏天就口中生津地苦苦思念。综观北京,和它最接近的又只有豆腐脑,偶尔吃一吃,但终究不能替代这种叫做豆花的东西。”你看,“苦苦思念”、替代品“偶尔吃一吃”、“但终究不能替代”,这就是那种叫做思乡病的东西的典型症状。于是乎,买回搅拌机,泡豆子,缝过滤用的吊浆袋,白醋加盐做盐卤,动手!治愈与否不知道,至少能缓解一阵吧。
阿城在《常识与通识》里说:“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在作怪。”算是给上面的话做科学解释。
上面说到豆腐脑,我想起有一件亲身经历的有趣的事可以在这里说一说。三四个月前,我和朋友在微博上聊起各地都有豆腐脑之类的小吃(这点也得到了阿子的证实),只是口味大异,有咸有甜。“在豆腐脑咸甜事上,最见南北差异……彼此见对方都想吐……”朋友说。没想到,就是这条讨论豆腐脑咸甜的不足一百四十字的微博,在短短数日内被转发近四万次,席卷大江南北,成为互联网热门话题。参与讨论的网友纷纷表示,“咸的怎么吃啊”或者“不能想象吃甜的”,各持一词,煞是好玩。
事后我常常想,这么细小的一件事,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广泛的讨论?想来想去,无非是因为豆腐脑这个极平常的东西,自小便吃惯的,它是甜是咸,也早在我们大脑皮层印下深刻印记,一旦遇到与根深蒂固的观念相悖的另一种味道,触发的反应就很剧烈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子断然不算是一个合格的美食家。美食家的标准是什么?有人问过蔡澜:“成为美食家,是不是要有天份?”他答:“成为音乐家、画家、作家、都需要天份,只有美食家,会吃就是了。”我觉得他话只说了一半,至少还得舍得吃才行。这个舍得不是说舍得花钱,而是舍得放下心中原来的标准,来者不拒,什么味道都愿意尝一尝。
阿子不是这样的。她固然也有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兴致,在台湾基隆庙口夜市吃“鼎边趖”,责怪自己“怎么好意思一边喊着要减肥,一边还寻觅美食呢”,然后望着用猪油炸的那些食物在心中大喊“肥死算了”;但是大体上还是以自己固有的口味为标准的。比如她就不大敢吃生肉,“不管是鞑靼范儿的生吃牛肉也好,还是和风的生吃鱼类贝类也好,心底里和胃里总是有个地方难以接受。龙虾、三文鱼和河虾偶尔能在齿间留下美好的记忆,但之后总是有些惴惴的感觉”。如果要做美食家,“心底里和胃里”的些许不舒服可是一定要克服的,阿子同学……还好,美食家不是她的志愿,她只是一个想找回旧日味道的“居家厨子”而已,顶多再比一般人稍微多一点点勇于品尝新食物的勇气。当然,这种身份与姿态比美食家更可亲,更让我容易产生共鸣。
另外,阿子更让我肃然起敬的一点,在于她坐言起行,坐食起烹,动手能力超强。书里写的那些味道不仅是她吃过的,大部分还是她亲手制作过的。书名灶下,名副其实。据说她的私伙局是帝都文艺界资深人士时常流窜的去处,可惜尚未有缘咸与一下,且留待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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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01    16:26
为老金写的,多谢曾园兄给我一个向偶像致敬的机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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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金——让我把他叫做老金吧,因为我把他看作我的朋友——是我最迷恋的作家。没错,我说的是那个“写恐怖小说的”,那个写小说写到身家几亿美元的。这几乎就是作家的两条不赦之罪了:作品不入流,以及靠写作赚大钱。但是,那真是你拒绝他的理由吗?
你真得好好考虑一下。
近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老金的《亚特兰蒂斯之心》,这是《尸骨袋》、《劫梦惊魂》、《丽赛的故事》、《手机》、《绿里奇迹》、《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宠物公墓》之后,这家专注于外国文学的老牌出版社推出的又一部斯蒂芬•金作品。同时,台湾皇冠出版社也出版了他的《日落之后》,为他们的“史蒂芬•金精选集”系列添上了第十七种。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前出版的《肖申克的救赎》、《黑暗塔》七部曲和《杜马岛》,这几年老金成为中国主流出版社的常客,我们总算可以更全面地看到这位从七十年代起就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著名小说家的面貌。他的书也摆脱了类似于九十年代珠海出版社出的那几本封面庸俗的“地摊文学”气息(当然,我对珠海出版社永远心怀感激)。看来,更全面、更准确、更客观地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到来。

“真有这么一个池塘”
除了老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作家这么着迷于讲述以作家为主角的故事。嗯,让我扳起手指头数一下——长篇小说有《撒冷镇》、《闪灵》、《死光》、《一号书迷》、《黑暗的另一半》、《尸骨袋》、《秘窗》、《丽赛的故事》,还不包括《尸体》、《变形子弹之歌》等短篇小说呢。我相信,不,应该是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他,老金,一年赚几千万美元的,世界上最有钱的作家,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写作。而作为他的读者,我得承认自己很爱读老金那些以作家为主角的小说,它们比作家本人的创作谈更能表达出他对写作、对文学、对作家,还有就是对比这些东西都更加复杂的整个世界的看法。
在这个多重关系之中,最简单的就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对,我说的就是《一号书迷》,被改编成电影之后你更熟悉的名字是《危情十日》,凯西•贝茨演的女护士兼疯狂书迷把(詹姆斯•凯恩演的)她最喜爱的作家禁锢起来然后打断腿,要求他按她的设想改写小说的结局……这当然是一个惊悚小说的好点子,但是除了流露出些微对读者的警惕心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老金对写作的看法。
不过他在回忆录兼创作谈《写作这回事》里面谈到,他原本是想把那个作家灭掉的(“我以为我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老金说),但瘸作家比老金一开始设想的要更机智,他改变了他的创造者为他设定的命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从女护士的疯狂小屋里逃脱了。
老金自陈道:“故事的所有细节和情节都不是来自精心的设计;都是出自天然,从开始的情境之中自然发生,每个情节都是被挖掘出来的化石局部。”这里说的“化石”出自老金的一个比喻:故事犹如埋在地下的化石,是被人们发掘出来的,作家的工作就是“利用他/她工具箱里的工具把每个故事尽量完好无损地从地里挖出来”。
这涉及到老金对故事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故事几乎都是自发的,不是你设计的,不是你捏造的——当然你可以这么干,但是效果一定不会好。老金就承认他也有几部精心设计情节的小说,比如《失眠》和《玫瑰疯狂者》,但它们“都很生硬,过分勉强”。在他看来,小说的构成部分只有三个:叙事,描写,对话——情节呢?对不起,没它的位置。
这种创作观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作家把他笔下的那个世界视作另一个真实的世界。也许是更真实的世界。
我想起《丽赛的故事》里的斯科特•兰顿,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得主(老金自己就得了国家图书奖的终身成就奖),他每每在讲座上对听众说他的灵感来自一个神话般的池塘(兰顿叫它“神话池”或者“语言池”),“我们在那里饮水,在那里畅游,或许,还在那里捕捞小鱼”。我们也许会以为那是一个比喻,但是老金在后记里说,“真有这么一个池塘”。
那个池塘在另一个空间“怖亚月”,一个充满神奇恍若梦境、可以迅速使人伤愈,却又在夜晚来临之后危险无比、有恐怖生物隐藏其中的奇幻空间。你知道吗,我相信那是老金的真实体验,真有那么一个属于他的秘境。
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就看你信不信了。

“上帝啊,它在呼吸”
收录在短篇小说集《骷髅水手》(台湾皇冠出版的中译本另取名叫《史蒂芬•金的故事贩卖机》)的《变形子弹之歌》用另一种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变形子弹之歌》的主人公雷格•索普同样是个年少成名前途无量的作家,他碰到的问题不是被另一个自我吞噬(那是《黑暗的另一半》要讲的),不是被疯狂书迷禁锢然后打断腿(嗯,《一号书迷》),也不是江郎才尽遭遇创作瓶颈(作家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来自《尸骨袋》和《秘窗》),而是——迷信。
任何一个作家在从事写作时都有自己的习惯,甚至怪癖(上网随便一搜,你就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写作时,罗曼罗兰要面对镜子,狄斯累利要穿上晚礼服,穆尔要全身脱光,席勒要闻烂苹果的气味……),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写作近似于通灵,必须施行某种仪式,以此召唤那个东西——你可以称之为灵感,或者缪斯,或者精灵,随便你怎么叫。雷格•索普把它叫做“福灵”,它就住在他的打字机里,他甚至把饼干屑撒到打字机上面喂他的“福灵”。
这是一个悲剧故事。故事情节我就不说了……让我很有兴趣的是,老金本人是不是也相信有他自己的“福灵”存在?小说末尾,年轻作家的妻子听完“福灵”的故事后问她的丈夫,你的打字机里没有福灵吧;“这位时常想着,不知自己的灵感与文思从何而来的作家,大胆地回答:‘绝对没有’。”老金这样写道。当然,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想起他在《写作这回事》里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几乎可以回答“不知自己的灵感与文思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选择我写的这种故事时,我总是觉得,这问题本身比我可能给出的任何答案都更能说明问题。这问题犹如图西牌棒棒糖,里面裹着耐人咀嚼的东西,它包含着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即作家可以控制他写的素材,而不是素材控制作家。”
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如果你曾经写作过,你可以感觉到在某种意义上你的确无法随心所欲地指使你的文章,它们似乎有自己的生命。严格来说,让他的作品活过来,不就是作家要干的事吗?老金说过:“也许这是你平生第一次写出真正的好段落,它是如此脆弱却又充满着可能性,不禁让你心慌意乱。你的感受一定跟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相似,当那些死人身体部件缝缀在一起的聚合体突然张开了他水汪汪的黄眼睛的一刻。上帝啊,它在呼吸,你意识到。可能它甚至在思考。老天哪,下面我该怎么办?”没错,他只是在谈段落节奏,但是你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移用于他对写作这回事的看法,写作同样“如此脆弱却又充满着可能性”,也同样具有神秘的生命,会呼吸,会思考。

“难道我们不能把那当成单纯的故事来看待吗”
他不就是一个通俗小说家吗?用得着花这些笔墨来讨论他是如何看待写作以及他是如何进行写作的吗?这是不是煞有介事了点儿?
很多人仍然是这么想的。就在老金终于登堂入室因为“继承了美国文学注意情节和气氛的伟大传统,体现出人类灵魂深处种种美丽的和悲惨的道德真相”而夺得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的那一年(必须指出,这是一个正经八百而且分量十足的“纯文学”的奖项,至于雨果奖、爱伦坡奖、斯托克奖等等类型文学奖项,他早就拿到手软),一场大争论围绕着他在美国文学界展开了——好吧,那可能称不上争论,只是老金在一如既往地抵御众人的围攻。当年获得国家图书奖小说奖的小说家雪莉•哈泽德说:“我不认为给我们一份当前最卖座的书目,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满足。我们的这些爱好是严肃的,我们有自己的直觉,自己的个性,让我们知道自己该读什么……我们不知道原因,感谢上帝,没人能解释清楚。”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写道:“他写的东西,过去人们称之为‘廉价惊险小说’。就是这种玩意儿,他们竟还相信里头有什么文学价值或美学成就或启人心智的东西,这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大白痴。”
这得回到“什么是文学”这个最基本的原点上面来。“我一点也不明白。我根本就不明白我们所讨论的一切。为什么一篇作品非得是社会什么什么的?政治、文化、历史……难道这些不是一部作品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吗?我是说……”老金在《死光》里面借“结巴比尔”之口这样说,“我是说,难道我们不能把那当成单纯的故事来看待吗?”太明显了,谁都看得出来老金在自我辩护。可是,他说得有没有道理呢?一个好故事是不是文学?好故事是不是足以成为文学?把好故事抽离以后呢,还是不是足以成为文学?
我不想对这些问题给出什么答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正是这些看法决定了你的文学观。一句话,决定了老金是不是你那杯茶。我不想为老金正名说他是多么伟大的作家(虽然我认为他是),但是我真的想为他辩白一下他对文学的真诚与热爱,至少如此。
老金讲过一个故事:他得意地告诉一位朋友,他有一篇故事发表在《花花公子》上了。那位朋友却问他干嘛白费力气写短篇小说,他的长篇本本大卖,短篇却只是吃力不讨好。老金说那篇故事的稿费是两千美元,“不算少吧,威特。”威特不以为然地向老金指出,经过付给经纪人与业务经理的费用、缴纳高收入所得税和联邦税之后,两千美元只剩下七百六十九元五角了。也就是说,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老金不值得花两星期来写这篇故事,在纽约一个水管工人每星期也能赚这么多。
金钱已经不是——也从来不是——老金写作时考虑的事。他的声誉也是通过那些杰出的长篇小说建立起来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写短篇小说呢?
他在短篇小说集《世事无常》的引言中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地写短篇小说,部分原因是不时冒出的灵感——浓缩而精妙的灵感哭喊着要你用三千个单词表达出来,也许五千,至多一万五千个;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要确认我还没有江郎才尽,我要用这个方法来确认,无论那些刻薄的评论家怎么认为。”
好了,我的意思是:老金向来没有低看过他自己,也不容许他自己彻底变成一个赚钱机器(“钱当然是好的,不过在创作时,你最好不要太去想钱”)。用一句大俗话来说,他在艺术上是有追求的。
无论那些刻薄的评论家怎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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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2    13:42
想生存,就交出自由和民主? - [书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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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球的天气越来越坏了。就是现在,巴西的暴雨在超过一个月的日子里不停地下着,欧洲却正经历五十年一遇的严寒。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热门词语。但是,它究竟能够让事情坏到什么程度?
从2003年开始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这场已经给这个国家造成了20万人丧生、220万人无家可归的灾难之所以会发生,直接原因就是气候变化。简单来说,极度的干旱与荒漠化驱使北方的牧民南下放牧,导致牧民与农民的矛盾日益激烈,然后政府出于某种目的煽动游牧部落与定居部落之间的仇恨,战火于是爆发并且蔓延……
当然,战争只是气候变化最直接而剧烈的后果。监视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最权威机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的报告断言,全球变暖已经导致更多更大的冰川湖,引起西西伯利亚和其他地方永冻土带更快消融,造成两极某些生态系统变化。他们说,以能源为基础的战争有可能主导这个世纪,沿海城市有可能被淹没,大饥荒和大移民有可能随着干旱地区变得更加干旱而发生。
好了,我们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没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澳大利亚的两位学者大卫•希尔曼和约瑟夫•韦恩•史密斯给出了令人吃惊的答案。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一书中,他们明确地这样回答第一个问题:“民主制的自由和腐败加剧了这些已存在和即将发生的巨大的环境问题,并且这个统治体系是不太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至于第二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则更加引发争议——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威权统治之上。
这可很有“政治不正确”的味道了。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摆出了“公地悲剧”做论据——“我们认为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是有生态缺陷的,因为它导致公地悲剧”。
所谓“公地悲剧”,是美国学者贾瑞特•哈丁在1968年提出的,指的是有限的资源注定因自由进用和不受限的要求而被过度剥削,因为每一个个体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然而资源耗损的代价却转嫁所有可使用资源的人们。
作者举例说,北大西洋的鳕鱼消耗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2004年欧盟达成一个关于其成员国捕鱼配额的协议。“那些富有的、营养良好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代表实践了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民主训令的东西,为了‘当前就业’的利益而大肆削减这一建议。”他们以嘲讽的语气说。
他们还把矛头指向了现代企业制度,“真正的罪犯不是自由民主,而是自由资本主义”。他们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说,法人只有一项社会责任,那就是为股东赚来尽量多的钱,“这是一项道德命令,而以环境目标代替利润是不道德的”。在他们看来,这一点就是“民主制这一漏水船最终沉没所撞上的岩石”。
然而,这不是一条过硬的理由。没错,大型企业确实早就被非政府组织认定是不负责任的资源浪费的罪魁祸首,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企业并非长着同一副面孔。以我们熟悉的几家跨国公司为例:耐克在过去十年里减少了75%的“碳足迹”,它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所有产品中实现零排放、零毒性和全循环;可口可乐在2002年实施了一项世界淡水供应的大规模计划,还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开展合作;花旗银行承诺到2011年将自身温室气体排放减少10%,并在未来十年内向气候变化项目投资500亿美元……
当然,我们必须等着看这些大企业实际是怎么做的。不过,先入为主把它们拒之门外的做法无疑是不明智的。就像安东尼•吉登斯说的,它们的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将变得极端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能提供大量资金,而且因为它们能开发新的技术。而我们也无需太对它们的诚意表示怀疑,毕竟其中有商业的利益,也是因为必须做出改变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它们的门口。

依我看,作者“民主失灵”的断言没有令人信服的逻辑。他们只是列举了民主制国家目前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无力,然后就急冲冲地将这种无力归咎于民主制本身。他们对英国无法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评论说,“如果说世界最主要的减排提倡者,在拥有民主所能授予的最大议会权力的情况下,都不能产生环境成果的话,那还有什么希望让其他国家减少排放呢?”这种逻辑貌似有道理,其实是怪错了对象。
其实,作者自己也觉察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说,“毫无疑问,对这份资料的标准回答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性而不是自由民主制,或许是根源于对增长和利润的贪婪和欲望。”很意外的是,作者在书的第一章也已经承认,所有现存的专制政府的环境记录比所有自由民主社会的都要差。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把威权统治当做救世主呢?
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以科学专家统治为基础的柏拉图式专制”,他们称为“生态上可持续的威权政府”。他们的主张是像斯巴达人一样,从童年起对一部分精英进行特别训练,只不过那些思想者不是强健的战士,而是拥有立足于生态学知识并且做好服务和统治准备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对自我扩张和积累物质财富不感兴趣,有广泛的知识、科学和社会管理技能,能够带领人类闯过环境危机的人。这样的社会在作者心目中的范例是现实中的新加坡。
姑且不去管新加坡是不是“非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典型,是不是值得去追求的天堂,我们只需要提问:威权政府与可持续生态具有天然的联系吗?这一点就连作者也没能肯定。尽管他们说,在八个东南亚国家之中,森林采伐率最高的是最民主的两个国家菲律宾和泰国,最低的是最为威权主义的缅甸、越南、老挝和印度尼西亚,但是对于这个现象,显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所以他们也承认“我们也不能推论出威权主义国家保护森林”。事实上在威权主义国家里发生的生态灾难不胜枚举,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就是最好的例子。

尽管如此,作者的想法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就连安东尼•吉登斯也说,“如今必须有一种向更大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回归”。但是这种国家干预主义要去到什么地步?人民要如何服从?在何种程度上服从呢?
在这里,也许我们更应该听取安东尼•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里给出的告诫:“在面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时,计划必须与民主自由相和谐,某些民主自由还应该得到积极的扩大,而不是削弱。”
在我看来,作者的想法显得有些一厢情愿。他以为威权统治一定可以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因为“心往一处去,劲往一处使”,却忘记了詹姆斯•C•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里告诉我们的,“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他以为精英领袖一定可以专心致志依照既定目标带领人类度过难关,却忘记了不受约束的权力会让他们的道路最终偏离原来设定的方向(请参见《阿凡达》里在地球资源枯竭之际成立的“资源开发管理总署”,它主持了对潘多拉星球生态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他以为一个社会的价值观越简单越统一越好,在当今的世界上,唯一的价值就是生存,“对于我们来说,自由并不是最根本的价值,仅仅是多种价值中的一种。生存作为一种根本得多的价值进入我们的脑海中”,却忘记了一元化的社会是多么恐怖。
这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地熟悉。有多少次,我们看到某些人挟持公众利益以达到看似高尚的目的;又有多少次,我们看到某些人以目前处于非常时期为借口而剥夺人民的权利。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就算你把权利交出去,威权政府也不会给你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身为中国人,我们最好还是对这个思路保持高度的警惕吧。
我感兴趣的是,如果真要人类交出自由和民主,以换取继续生存,究竟会有多少人同意?反正我不在其中。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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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21    11:38
贺土人老友大婚之喜 - [酒醉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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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友土人郁闷生终于要结婚了。我的另一个老友功夫茶对我八卦,说土人的结婚宣言很酸,我好奇心大起,讨来鉴赏一番,发觉还是没有功夫茶的酸。土人既有才亦有财,奇怪的是之前一直情路坎坷,因此酿成他自傲却也自哀的性格;今天读了他的结婚宣言,看得出有爱情滋润,确实能够使人改变,变得更懂得事,变得更懂得人,一句话,变得更正常了。我们都是正常人,要过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也就是好的。我祝贺土人,也真心为他感到高兴。我要真诚地对他说:兄弟,……别再去东莞了!
以下就是土人的结婚宣言。敬请各位人士传阅、体会、学习。


时光悠远,晴雨相携
婚期定在下个月初,只是在两边老家举行,且规模很小,无花车鼓乐之喧,无高朋宾客之盛,都是一些至亲近戚,乡野村人。没有打算在深圳摆酒,因为她还没有完成美国的学业,只能回来半年,行色匆匆。在大城市操办婚礼,动辄数十席,同事道贺,领导致辞,人情世故,迎来送往,以我目前工作状态,实在难以应付。更不忍让年逾花甲的父母操劳,因此只在老家做一简单庆祝,然而一些传统古俗,贴红挂彩,端汤奉茶,父母们却不容马虎。总之,希望轻松而喜庆,简朴而郑重。我的同学好友、老师前辈都散在各地,无法宴请报告,只借此一隅,把这开心的消息,说出来“让大家也开心一下”。我们俩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值此阴虚火旺的盛世,结婚过日子,只求平安欢喜,但使时光悠远,晴雨相携。
我的未婚妻是重庆女孩,现在美国读书,我们相识相爱均属偶然,这使我常怀感激。她的性格坚定而有温婉,平易而无势俗,对我浮躁偏激的性格大有补益;她爱好读书,精于厨艺和家政,和我的刻苦耐劳相得益彰;她是外语专业,现在念的是教育学,我常觉得这辈子有两样本事是一定不如她的:一是英语,二是吃辣。因为性格的互补,我们的相处一直都很融洽。
我刚到深圳的四年,都是孑然一身,时常觉得,感情的事,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像所有剩男剩女一样,我也想过是否要选择一辈子单身的生活。事实上,长久单身的习惯,已经让我对两个人的生活反而有些抗拒。当我结婚的消息传出,诸多关心我的朋友,说不上奔走相告,也是弹冠相庆,从此文坛少一怨男,和谐社会少一祸害,“遥闻兄弟脱光棍,初闻涕泪满衣裳”。我是个很幸运的人,感激上天的恩赐,宽恕了我年轻时的愤懑和不逊,把她送到我身边。我更感激她,以佛祖舍身喂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拯救了我,为姐妹免灾难,为万世开太平。我祝福那些至今单身的兄弟们、姐妹们也一样幸运,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在这艰难盛世,携如花美眷,做幸福白领,珍惜眼前人,有情饮水饱,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挠喉(注:潮汕话,抓狂的意思);更不可一时错过,婚后还想入非非,使有眷属终成了情人。
在感情方面,我们每天多是家长里短、鸡零狗碎,无甚可述。不过遇到她之后,我对感情却有新的领悟,并杜撰了我的“梦醒论”:当我们在睡梦中,常不能辩别睡梦和清醒;当我们清醒时,譬如你正在读我的帖子,却能够清楚无误地确认,自己是清醒着。当我们在情感暧昧中,常无法辨别双方的态度,当我们真正相爱了,一定能确认,她就是我今生认定的伊人。因此,我们经历过的一切情感纠葛的失败,其实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们不够相爱。回首前尘,当时只在梦中。正因为有这样的默契,我们虽然聚少离多、远隔万里,还是坚持到了今天。
婚姻是人类爱情的最高表现形式,正如战争是人类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当然,夫妻关系处理不好,也容易爆发战争)。婚姻只是两个人在漫长人生中相爱、相伴的开始,婚姻的主旨不在于浪漫与激情,更在于忠诚、责任和宽容,这些词语说是容易,要持之以恒却并不简单。我们常在懵懂轻浮的年龄,不知道婚姻为何物,就要做这样慎重的承诺和抉择。唯有诚惶诚恐,以学习的态度,努力做称职夫妻,接受组织考验。
建设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其实是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我们俩年龄相仿,都已经三十而立。回想二十年前,在童年的时候,我住在偏僻的小城,那时候时光是悠长的,无边无际的,世界是广阔而未知的,我们怕时间过的太慢,希望快点成长,为赋新词强说愁,那时的父亲,还年轻力壮,那时的母亲,还梳着粗大的麻花辫。转眼间,高堂明镜已经白发苍苍。十年来,我们整天忙碌,走马听差,颠簸转篷,为了生存的压力,甚至连父母都疏于照料,时间过得飞快。如今,准备养育自己的子女,陪伴他们成长,就像和孩子一起再度过一次童年,让时间变慢,再次感受这岁月的悠长,人生的无边无际。我们又是孩子心中的青壮中年和麻花辫,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这生命的绵延,使时光能够停格和凝聚。我憧憬这悠长美好的岁月,漫无边际的宇宙,永恒闪烁的星辰,在未来所有的风雨晴霁里,能够和我的妻子一起平平淡淡的度过。
但使时光悠远,晴雨相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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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3    15:38
杨运兄给我刻的两颗印 - [酒醉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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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5    21:02
南方草木之八十二:你算哪根葱 - [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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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江湖,免不了遇上被人挑衅的时候。对方也许会指着你的鼻子问:“你是哪根葱?”
你大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回答——古代一般把葱分为山葱、胡葱、冬葱、汉葱等等,山葱和胡葱用于入药,冬葱和汉葱用于食用。
不过到了今天,你只需要知道大葱和小葱,就足够在厨房里得心应手了。小葱即南方人常用于调味的香葱,大概就是古时候的冬葱,“其茎柔细而香”。
葱的脾性很平和,也很有团队精神。北宋的笔记《清异录》把葱叫做“和事草”,听上去跟“和事老”差不多,因为“葱和美众味,若药剂必用甘草也,所以文言曰和事草”。就像每个单位、每个公司都会有的那种“润滑剂”式人物,当气氛陷入尴尬、言辞流于尖刻时,他们就会发挥善于调和与协调的长处,让一切趋于缓和。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就算葱遭人劈头盖脸地质问,他也会四两拨千斤,化险为夷。
但是如果据此认为葱只会打哈哈,并无真才实料,那是你走了眼。曹操就犯过这样的错。他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之后,有点后悔失言,怕刘备窥见他的真实想法。于是便派人去打探,得到消息说刘备在家里拔葱,他就放下了心,说“大耳公未觉也”,以为刘备对“天下英雄唯吾尔”之论没有在意。没想到刘备当晚就溜了。
这是《华阳国志》说的。《植物名实图考》引用了另一个说法:曹操亲自去观察刘备,看到他在园子里使唤仆人种葱,因为仆人种得不端正,刘备还用手杖打人——只会操心这等琐细之事,曹操当然不把他看做敌手了。
还有一个故事,也可以反映葱的个性其实是很峻直的。隋末唐初的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时人就编了个顺口溜,“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服三斗葱,不见屈突通”。我们都知道,艾是苦的,与艾相提并论的葱其实也很呛人啊。
所以要在江湖上混,请务必记住,不要轻易问别人“你是哪根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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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5    20:59
南方草木之八十一: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 [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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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居岭南,见得多了,便觉得广东人对待家居植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时候很宠溺,有时候很决然。如过年时家家户户必买的年桔,正月十五还没过,它们就被遗弃了,连株带泥地歪倒在垃圾桶旁边,很是可怜。也许在人们眼里,年桔是某种具有时效性的植物?正点一过,弃之绝不可惜。
这样说来,水仙也是类似的吧。人们逢年过节也钟意把它请回家里,因为它的花期正是新春那几天(我就试过养的水仙恰巧在年初一开花的)。可是它花期也短,过了那几天,就被打回原形,如同失去了魔法的灰姑娘。很久以前,大家就知道它长得像蒜头,没了花,它就是“装蒜”,你说到那时候人们能不视之如敝履吗?
水仙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喜水。李时珍说“此物宜卑湿处,不可缺水”,谢堃说“性不畏寒,浸水而生”,吴其濬说“不藉土而活”,说的都是今天种水仙的人都了解的——将水仙的球茎泡在水里,而非种在土里。因为如此,水仙显得很高洁(当然它的外形与名字也功不可没),正如谢堃说的,水“愈洁愈佳”,讲究点的再放置几块经过挑选的白色卵石以固定,尤其叫人神清气爽。
明朝万历年间的慎懋官在《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里记录了种植水仙的一个口诀,“六月不在土,七月不在房,栽向东篱下,花开朵朵香”。清初的陈淏子在《花镜》里对这四句话做了解释,不过他引用的版本稍微有些差异。他说,五月不在土,就是要挖起来用童子尿浸泡两个夜晚,然后晒干;六月不在房,就是挂在靠近窖房等温暖的地方;栽向东篱下,就是在八九月重新种回猪粪拌成的土里,就能“花开久且芳”了。
又尿又粪的,看来不仅“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就连水仙这种号称“其花莹韵、其香清幽”的,也要从劳动人民身上吸收养分啊。借用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老师的书名,水仙也算是“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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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20    15:02
三十 - [酒醉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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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我三十了。自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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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20    12:32
更多的森林不代表更好的生态 - [书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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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我是传奇》有一幕奇特的场景:因为某种病毒,人类几乎都灭绝了,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华城市的纽约在短短数年内变成一座空城;茂盛的植物在第五大街疯狂地生长,老虎和羚羊在其间追逐与逃生,城市重新变回丛林。
艺术虚构得到科学支持。“2006年度美国最佳科学写作”《没有我们的世界》作者艾伦·韦斯曼就用略显文学化的笔调写道:“与此同时,大自然还在继续收回它的领地。野生天竺葵和喜林芋从没有屋顶的房屋中生长出来,推倒了外墙。凤凰木、楝树、木槿丛、夹竹桃和西番莲在隐蔽的角落里生根发芽,室内和室外已无任何区别。房屋消失在红紫色的九重葛丛中。蜥蜴和马蹄鞭蛇在野芦笋、仙人掌果和两米高的野草中迅速穿过。地上铺满了柠檬草,空气中带着一丝它的甜味。”
我在阅读《没有大树的国家》时联想到上面的一切。作者冯永锋说:“其实中国不需要植树,中国需要的是‘自然恢复’,所有有土壤的地方,只要人类不需要干预,在几年之后都会长出天然植被,形成符合这片土地本性的天然生态系统,最后慢慢地演替为一个森林生态系统或者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等。而没有土壤的地方,如果它们的本底就是岩石生态系统、沙漠生态系统,那么同样需要尊重。”不可否认,人类对地球的意义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那么正面。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表现得谦恭一些。
当然,《没有大树的国家》更多谈到的是现实而非思辨。但是我相信作者是抱有这种想法的。比如他在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中国现行的某些环境政策给自然界带来的可能是深重的灾难,森林覆盖率在上升,生态效益却在下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口号喊了几十年,谁知道那也许根本就是毫无必要、甚至适得其反的呢?人们收获的只是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的被破坏。
《没有大树的国家》的副标题是“一位生态卫士的环保苦旅”,给我们讲述的是身为科技记者、环保人士的作者在中国遭遇的几个真实故事,以及由这些故事生发的沉重的思考。作者提出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他的家乡福建省是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份,达62%以上,却为什么连年遭受洪灾,并愈演愈烈?
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农林经济结构对天然林资源的过度攫取,招致大自然的惩罚。在他小时候,家乡(福建省建瓯市的一个小村庄)的山上种的都是天然生长的“杂木林”,“里面随时有新奇之物在生长”,猎户去打过野猪、刺猬和麂子,儿童去采过蘑菇和野杨梅,也去砍过柴。
现在呢?清一色的杉木林和松木林,因为它们是“经济木材”,没人在乎它们脚下什么都不长,连动物也不乐意待在那里;或者“种一切春天开花秋天结果的东西;种一切最多只需要投产三五年然后就可受用二三十年的东西”。原来的“杂木林”被村里、乡镇和林业局的干部一致认定“没有什么用”,在立项报告里被说是“荒山”,砍了是开荒,是造林,是增加森林面积。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沈孝辉的《提高森林质量才能确保生态安全》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建瓯市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农林资源消耗型企业,靠山吃山,规模日益扩大。经过二十多年的掠夺性砍伐,造成了99%的具有最优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能力的天然阔叶林不复存在。同时,单一的人工林树种,特别是针叶人工林成为今日森林的主体。……‘绿化面积’和‘森林覆盖率’等数字越做越大,但是其生态服务功能却每况愈下,根本无法维持森林蓄水保土和生态安全的起码要求。”
不仅是福建,也不仅是引发洪水。人工林物种单一还导致了生态脆弱性。曾经令我们自豪的“三北防护林”的树种全是杨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天牛虫害使宁夏第一代林网的8000万株杨树遭受毁灭性打击,不得不全部砍光;在“三北”地区,天牛虫害已经使约占新植防护林77%的7500万亩杨树受损。
但是这种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做法却得以在义正词严的大旗下继续。对村干部来说,砍天然林赚一笔钱,种经济林赚一笔钱;对林业部门来说,满山都是单调整齐的杉木林和松木林,意味着工作的成绩;对商业造林公司来说,种植桉树等速生丰产林才有利益,天然林只是“荒山”。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除了环境保护人士和没有发言权的村民(就连村民也会觉得天然林无法使他们获得即时的、有保障的利益,而宁愿改种经济林),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砍了再种”是既政治正确也有经济效益的安全做法。
这就是作者给本书命名“没有大树的国家”的用意所在。他认为,荒山对自然界来说是最美好的描绘,因为荒山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山。他说:“我一直觉得,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态保护水平,就是看它每平方公里有多少大树在自由生长。”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越来越高,但是“成片的森林恰恰我一眼看出它是人工沙漠”。因此作者认为,题目这句与“没有我们的世界”句式相同、却容易被人反驳的话,是表述中国当前的环境保护现状最合适的一句话。而没有大树的原因,“更大的可能是这个国家一直在明里暗里、有心无心地消灭大树、迫害大树”。这真令我们沮丧。
宣传语说得没错,这是一本尖刻的书。作者批评国家林业局,林产经济开发成了他们的痴心主业,生物资源保护却无人问津;批评云南省拿生物多样性资源去换取纸浆,“是个愚蠢的错误”,不可能把云南的农民拯救出贫困,也不可能让官员的政绩多一点绿色;批评国际木浆造纸业大鳄为满足单一原料需求而在整个中国疯狂扩张桉树种植面积,掀起“绿色恐怖”。
作者的言辞是严厉而激越的,但他像每一个环保人士一样,感情是深沉而悲愤的。他把我们从绿色的幻梦之中唤醒,指出严酷的事实;更值得尊敬的是,他坐而论道,起而力行,发起“认领大树”活动,成立“自然大学”。就像他说的,他是在通过揭示一些真相,“告诉自然保护的真正价值和困难,以及自然保护最需要看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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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8    14:44
一种错误思想的文化史 - [书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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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由此抵达地心。”一个名叫阿恩·萨克奴珊的十六世纪冰岛学者在一张羊皮纸上用密语记录了一条通向地球内部的路径,那条路的入口是一座死火山。“我已经到过了。”他激励那些能够破解密语的人。
德国地质学家黎登布洛克教授和他的侄子阿克赛在冰岛导游汉恩斯的帮助下,遵循阿恩·萨克奴珊的指示,找到了入口,进入了地心。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史前世界,地球所有地质时代的生物都集中在那里;他们经历了一系列冒险,包括在自制的筏子上驶过大海(地球内部的大海!),目睹两只巨大的史前海兽的厮杀,碰见一个巨人看管一群乳齿象。最后,他们随着一股熔岩冲出了地面,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家乡。
熟悉科幻小说的读者应该知道,这就是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的情节。我很喜欢这部小说,但是“地球是中空的”这种观点曾经占据过我的头脑吗?恐怕一刻也没有。这是多么奇异的想法啊,如果真是这样,里面的人们是怎样站立的呢?简直无法解释。
如今,这本书成为普通读者认知范围内仅有的以空洞的地球内部为题材的书籍,一方面是由于凡尔纳的影响力;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空洞地球”学说大行其道的日子已经过去,这个多少人曾经为之心醉的设想已经沦为一个被轻易嗤之以鼻的笑话。
事实上,“空洞地球”学说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直到现在,仍然有人无比信奉这种看似毫无科学性的思想。其中缘由,非常耐人寻味。正如《地心X档案》的作者大卫·斯坦迪什说的,“空洞地球”的思想持续的灵活性令人着迷;他认为自己的书“描绘了一种没有改变任何事物的错误思想的文化史—— 而它的魅力却从未断绝”。
你可能没有想到,这种“错误思想的文化史”是以一种科学理论的面目而在十七世纪末开始的。提出这个严密猜想的,是哈雷彗星的命名者埃德蒙·哈雷。他以牛顿的理论为依据认为,三个同心的球体一个套一个,在地球表面之下各自围绕着南北轴旋转,地球内部存在生命,它们依赖一种像太阳的光源生存。而这个猜想的提出,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地球磁场的原理。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空洞地球”就不是无聊者的白日梦,而是在科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主导的一次科学探险。对于他的猜想,哈雷写道:“如果那些不熟悉磁力系统的人不能接受的话,那么他们应该首先努力去认识事物本质,并找出一种更简单的假设,至少在它们看来不那么荒谬。”他在向科学对手们挑战呢。
站在今天嘲笑哈雷的人也许忘记了,虽然在那个时代牛顿已经写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但是科学革命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在科学史上十七世纪末是一个过渡阶段,苛求哈雷即刻给出正确的解释是不现实的。何况他说的也不是完全错误:地球确实是由独立的同类球层组成的,地表、地幔、岩浆密集流动层,以及一个固体内核。根据《地球探赜索隐录——地质学思想史》一书的记叙,这个知识,人类在二十世纪才初步掌握——直至现在,我们对地球内部的了解,仍然比对外太空的还要少。
到了凡尔纳的时代,科学的热点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地心游记》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只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而人们对恐龙的热烈兴趣始于一八五一年在伦敦举办的禽龙和海拉尔龙的等比例模型展览。凡尔纳敏锐地抓住了学术与大众趣味的潮流。于是,他用一个进入地底世界的历险的叙述结构来向读者教授地质学,在里面,他还介绍了当时古生物学新发现的事件和物种,比如恐龙与猿人。他获得了成功,尽管他对这两门学问的运用随着小说的进展而变得越来越古怪。
除了在科学领域,在别的地方也有人利用“空洞地球”学说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十九世纪末,美国人塞勒斯·蒂德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在佛罗里达建立了“克莱仙”——这个名字既是指一个面积为三百英亩的乌托邦社区,也是指居住在那个社区里的男女所信仰的自创宗教。各式各样的乌托邦试验在新大陆一直层出不穷,十九世纪上半叶就有两百多个,那里简直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乐土。蒂德也不例外,他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点——上帝既是男人,也是女人;物质和能量可以互换;天堂和地域同时存在我们自身内部;人们可以根据公共的社会准则的组织而生活,而非金钱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地球是一个空洞,我们都生活在其中。
蒂德是第一个宣称我们生活在地球内部的人。他的教义吸引了几百人。在克莱仙公社建立完备之后,他开始准备一系列实验,以证明他那关于“地球是凹的”论点。一种叫做“直肌线机”的工具被发明了,它们每个长十二英尺,由桃花心木制成,被用来构建一条完美的直线……足足有四英里长。如果地球表面是向上凸起的,那么任意长度的直线都只会触碰到一点;如果地球是凹的,直线又足够长,它终究会接触到曲面。这就是这种工具的原理,它与那些乌托邦思想一样,都是那么地想当然,那么地天真。
到了二十世纪,空心的地球内部被人们设想为UFO的基地、希特勒在第三帝国倾覆后的去处,以及人猿泰山与印第安纳·琼斯新的探险之地。那么,这种荒诞不经的设想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还没有到彻底将它抛弃的时候吗?
在我看来,“空洞地球”学说就像它的字面意义一样,只是一个空虚的容器,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朝它倾入各种截然不同的内涵。你大可以嘲笑他们,但是要记住,历史并不光是由正确组成的,谬误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更加重要的那部分。神创论、炼金术、神秘主义,莫不如此,它们的价值不能用正确与谬误来衡量,因为人们靠那些谬误显示了人类的创造力与更多的可能“空洞地球”亦是如此。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都选择了一个空心的地球来承载自己的论点,这个想象有着什么样的魅力,我不妨引用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像哥伦布一样去发现整个全新的大陆和世界,开创新的航道,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思想……南极海域探险性远航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它的炫耀和成本,还有一种间接的认知:在精神世界的大陆和海洋中,每一个人都是一处尚未探索的地峡或海峡。……巡游世界去桑给巴尔岛数小猫并不值得。但是做这些事情,直到你做得更好,你可能会发现某种‘西蒙的空洞’,通过它,你会抵达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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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8    14:36
我们都是小人儿 - [书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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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书确乎是小人儿的爱物。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有哪个没有过几本爱不释手、连最好的朋友都舍不得借去过夜的小人书?不过当我们长大,从小人变成大人,小人书就被留在时光的后面,作了怀旧的对象。正如蔡小容说的,“时光深处,一个小女孩无可言说的寂寞,寂寞中的思绪和想象,都在小人书上留下暗记。倘若仔细编排,它们可以给我做成一份隐秘的成长地形图。”这位七十年代初出生的女作家,在《小麦的小人书》里“以连环画为载体,盛纳我个人的艺术鉴赏、人生体悟和情感想象等内容”,全书四十五篇,分为六辑,分别是山乡系列、打仗系列、贺家班系列、好姻缘系列、古装系列、隋唐系列——瞧“打仗系列”、“好姻缘系列”、“古装系列”这些名头,我们小时候不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给自己的小人书收藏分类的吗?
我便挑我最感兴趣的古装系列来看。且看她写卢延光。卢延光拿手的是画帝王将相,仙道神佛,蔡小容评的是他画的《长生殿》,正是本色当行。“‘她跪在丹墀,莺声燕语;李隆基心花怒放,如醉如痴’,卢延光画成了两扇屏风,拼在一起:他在左上方,盘坐在圈椅中俯身;她在右下方拜伏,取一个婉转的姿势;余下的右上左下两块,他分别画了一枚圆形图章来补白:一龙,一凤。小小连环图,怎堪得如此考究、典雅!”她之前提到过卢延光“布局于他画画中的一些装饰性图案”,这双屏风构图于龙凤图章正是绝妙好例,而这也是卢延光最易辨别的个人特征。对不喜卢氏风格的人来说,他的画也许略嫌装饰性过强——他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比亚兹莱在中国最虔诚的学徒,这让他的画看上去不大像处于中国传统线描的谱系之中。
王叔晖的画则是另一副面目。蔡小容说:“莺莺的脸色的红润,在‘佳期’一幅中渲染得最好了。……她的脸,悠红丝白,红是红到眉弓,红到腮边发际,是晕红,并非大红,额部仍是白皙的,一点樱唇,红得略深,紧抿着。”她形容出了王叔晖用色之美,我要补充的是,王叔晖的工笔重彩画本就是一绝。《连环画报》原主编孟庆江在《王叔晖的连环画成就》一文中写道:“《西厢记》的色彩淡雅中见艳丽,庄严里有灵秀,墨色填底,青绿点缀,景人相衬,气韵盎然,色彩语言运用得恰到好处,倾注入画家全部思想感情,晕染出画面的深邃意境,真是美极了。”一句话,王叔晖“懂得用色”。
蔡小容说:“《西厢记》她先后画过几种版本,从四十出头,到年近七十,她跟随、伴陪了崔莺莺几次。”以蔡小容引用的“佳期”(描绘的是莺莺正被红娘推进张生门口的那一刻)一幅为例,图里人物从左到右分别是红娘、莺莺、张生,莺莺双手举起挡在脸前;在我所藏的那本《西厢记》连环画(也是出自王叔晖手笔),相同的一幕画面却完全不同——方向正好调换了,张生在左,然后是莺莺于红娘。乍一看以为是制版时左右颠倒而已,细细观察,发现尚有别处差异,比如莺莺在这里是左手垂下,右手扬起遮羞。蔡小容注明她依据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1953年版;我的则是七十年代末重印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1983年特种邮票《西厢记》10分面值那一枚采用的就是这一版本。还没完——《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王叔晖》用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版,又是第三幅不一样的“佳期”!也就是说,在1953年、1957年、1958年短短几年里,王叔晖就至少画过三个版本的《西厢记》,有条件、有兴趣的诸位,若能将这几个版本的细节与背后故事梳理明白,也是一篇有趣的文章。从中亦可见老一辈艺术家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
出生于1912年的王叔晖,出生于1948年的卢延光,两个人不同的探索恰好展现出一段美术史。王叔晖走的仍是陈老莲、改琦等传统线描的路子,卢延光代表的却是在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新一代美术家,他们运用新工具(卢延光便舍毛笔用针笔),引进新观念。卢延光就以一种咄咄逼人的语气说过,“我怀疑传统的‘高雅’观,怀疑‘土味’与‘笨笔、古拙’的审美趣味。”他还说,“历史的盛衰留下深刻的痕迹与取舍,我辈还要依明清祖宗的葫芦去画瓢么?”这种话语与当时的时代气息、与八十年代美术界求新求变的精神追求的一致的。到现在,美术界又经历了若干次变革,以前的激进至今已觉不新鲜,那些成功的尝试留在了小人书里,也成了经典。
依我的看法,《小麦的小人书》还应该再增加一辑:外国系列。古装系列的众多作者虽然包括王叔晖和卢延光这样风格迥异的几代人,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线描图,也许画家们天然地觉得还是用线描表现中国古代题材最合适吧。到处理外国题材时就不一样了。一批西洋画法功底深厚的青年画家出现了。我还记得我最喜爱的画家是雷德祖,《斯巴达克思》是他画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也是他画的……那是一种新的画风,让人热血沸腾。
《小麦的小人书》是私人的小人书志,当然没办法涵盖所有的画家与风格。如果这书由我来写,我会留更多的笔墨给刘继卣,而且是给他的《东郭先生》而不是《鸡毛信》;我还一定会强烈推荐赵宏本和钱笑呆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算不上“连友”,但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谁没有几本心水的小人书呢?要知道,我们都曾经是小人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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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15    16:32
安妮·法迪曼很好,我却也不要做她 - [书读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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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法迪曼的书琐碎,自恋,优越感十足。她在几乎每篇文章里都会提到她的“法迪曼组”(成员包括她的父母、兄长和她本人)、丈夫乔治和她的两个孩子,也不管读者是不是愿意看——奇怪的是,看她讲那个爱书家庭的故事,我还挺受用的。她十四岁的时候从父亲书架上的《芬妮·希尔》里面学到性的知识,“我认为父母亲的书架是十几岁的孩子第一次和带有色情内容图书相会的最好场所”;这让我想起少年时趁独自在家的当儿,迅速地在香港太平书局影印的全本《金瓶梅词话》里寻找“重要段落”的情形。现在,那六册暗红色的书就摆在我的书架上。
她形容法迪曼家族对书的“世俗之爱”,即“狠命的使用不是不尊重,反而是亲密的表现”,比如她父亲上飞机之前为了减轻纸面平装书的重量,就把他看过的章节撕下来,扔进垃圾箱里;我暗忖,自己可做不到这点,顶多就是用笔在上面写写划划或者夹进一两张树叶标本罢了。不过在另一个方面,我就比安妮潇洒多了:她说用巴黎地铁车票或者电脑快速打印的信用卡收据当书签,只能用于矫揉造作的艺术批评书里面,因为这是“用商业化的庸俗东西来贬低这些著作”,在小说或诗歌里决不用,“这类书是神圣的”;我却很喜欢把火车票、购书收据和书店名片这些信手拈来的玩意当作书签,它们才不是庸俗的东西呢。
爱书的人,看另一个爱书的人写关于书的文字,大概就是类似的心情吧,时不时总要反观自身,问上一句,“我也是这样么”。然后,或赞同,或反对,当然还有某些不光彩的想法。我看她写道,“我父母的书籍大概共计七千余册”,“四分之一英里长的各种书架”,还有,乔治带她去一家“出售三十万册旧书”的旧书店里“呆了七个小时”,走出去的时候“携带的书重达十九磅”,总要忍不住艳羡起来,恨不得身临其境。当我从她嘴里听说她拥有的六十四本有关南北极探险的书,以及夹着猫头鹰羽毛和松鼠尾巴尖的《约西米提和东坡的鸟类》、一九五一年版的《北美大平原东部蝴蝶野外考察指南》、只剩一支胳膊的探险家鲍威尔写的《科罗拉多河及其峡谷探险记》等等这么有趣的书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能够把它们据为己有,那该多好!
后来,我在自己的书房里发现我有一本《科罗拉多河探险记》的中译本,花城出版社的,差不多四百页厚,里面有很漂亮的插图,我就又高兴起来,心理平衡了些。可惜我还没来得及读它呢,要读的书永远是那么多。
得赶快读,要想像安妮那样写文章,得赶快多读些。在《闲话大小事》的第一篇文章《收集自然标本》(一篇讲捕蝴蝶的小品文)里,她在书后的资料来源里老实交代说,在关于蝴蝶方面,她参考的资料书是五本;关于一般收藏,四本;关于自然史,特别在十九世纪,六本;关于达尔文和他的著作,六本;关于纳博科夫和他的著作,十三本;各类其他资料,三本——合计三十七本。她说她的孩子“每次看见我把二十本书打开放在书桌上,另外二十本放在地上,便知道我在写文章”,真的不是盖的。我再补充点参考资料吧:安妮笔下那位活到九十多岁的、非常非常博学也非常非常可爱的老父亲,克利夫顿·法迪曼,就是那本著名的《一生的读书计划》的作者。难怪安妮四岁的时候会用父亲的一套二十二册的袖珍本《特罗洛普文集》来玩积木城堡的游戏。
最后说一句题外话。安妮在《“插入胡萝卜”》一文里谈论了错别字,其中提到贝弗利·西尔斯的《自传》的第一句话,“当我才三岁,名叫Belle Miriam Silverman的时候,就已经在阴户中(in pubic)表演独唱了。”那本书里“公开”(in public)误印为“在阴户中”(in pubic)。好笑的是,就在这本《书趣: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白》的第五页,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我告别了那本外阴部粉红色的《夫妇们》”。外阴部粉红色?……她要是看到,会不会也像我那样觉得很有趣,简直就像是对她的绝妙呼应呢?

写完了这篇小文,才看到乔纳森先生的《女兰姆?》,不由得叹服。虽然有些话——像这个,“尽管安妮·法迪曼是这样一个‘杂览主义者’,但就像其他所有的‘杂览主义者’一样,他们的‘杂览’注定是不够杂的;任何所谓的‘杂览’都有明确的边际线。没有迹象表明她读过德里达,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她对理论社会学感兴趣。安妮·法迪曼广泛到让人难以置信的阅读兴趣恰恰是一个画地为牢的圆圈”——的意思我也想到了,但是没有乔纳森先生那样的视野与眼光,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勉强要说,也说不到要害。
另外有几句闲话。乔纳森先生说,“她似乎从未从童年时代起就笼罩着她的‘文学气氛’里走出来,小时候喜欢的,到了大学还在研究,四十几岁成了中年人,仍然迷恋这些。”以前读过乔纳森先生的一篇旧作,他在里边数过他的那一座座“坟头”,这说明他也曾经被“文学气氛”所笼罩。我也一直在警醒自己,如果我到四十几岁还在迷恋那些十几岁时迷恋过的东西,那也太不长进了。就算不能像乔纳森先生那样脱胎换骨,至少也要知道另外一些知识的美好,至少也要懂得,要对那些知识保持敬畏,与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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