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

外公姓谢，名志仁，取“志士仁人”之意。
“志士仁人”一般解释作：志行高尚、有道德、有气节的人。但《论语·卫灵公》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似乎已经为外公的身世埋下了悲剧似的伏笔。
我两岁时随母亲从老家江西省万安县到广西南宁投靠父亲，十八岁回老家插队，此前只知道外公是地主成分。
回老家插队的当月我就抽调到县文工团，工作单位离外公的村子也就隔了一条赣江。多少次从县城过江往返于插队点，大都路过那个村子，可就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可以说是想都不敢想。忌讳的就是外公的“地主”成分。
现如今“黑五类”已经堂而皇之登上了食品企业的注册商标。但在那些“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黑五类”就是斗争的目标。这其中，地主成分又是首当其冲。
据考证，“黑五类”原本是中国民间的植物分类学用语，指称黑木耳、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枣，在中国传统营养学里，具有养肾补气之功效。可是当时的“黑五类”则指向“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分子、右派份子”。他们天天被监管着强制劳动，最累最脏的活都由他们去完成；他们没有公民权，被驱逐、管制，遭凌辱、歧视；他们的家人和旁亲也受到株连。因此，常人避之唯恐不及。

在老家插队和工作的十八年中，我的姑夫、身为万安县罗塘公社村背大队大队长的曾广渭曾经告诉我：你外公身体壮实，个头不高，性情孤傲暴躁，你有点像他（当时我心里很是不爽，姑夫也看得出来）。他自认为有学问而到处指手画脚，得罪不少人；关押过一段时间，回到生产队被监管劳动：放牛；大约于1958年饿死在万安县城的城墙脚，后被抛尸到废弃的破窑中。
这是外公在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印象：他有罪，他死得惨。
再次从老家重返广西也有二十一年了，这期间母亲多次在“忆苦思甜”时高扬批判的语调鞭鞑外公。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他喜新厌旧，在外面取小老婆后经常虐待外婆，还不时拳打脚踢；二是他嫌贫爱富，说父亲穷病交加没有前途，坚决反对她和父亲的婚姻。
听多了我就想：自古有“虎毒不食子”之说。外公纵有千错万错，但作为父亲的他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能把两个女儿送出去读中等专业学校，在当时绝对是百里挑一的——他是在为女儿的成长铺就阳关道啊。更何况家里那个过继来的哥哥还没有这么高的学历呢。
时至今日，外公作古已是半个世纪，他即使有罪也已经罪有应得，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历尽劫难真情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历史上的大仇人尚可如此，何况父女乎。

外公作古五十年之后的2008年7月7日，大地发着高烧，气象部门发出了橙色警报，一种使命感驱使我骑着电驴子驶上横跨赣江的万安大桥，执着地奔向那个我曾经忌讳的村子——万安县五丰镇中洲（云州？）村佳湖村民小组。此行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搜集一些外公的资料，否则“时过境迁”我将愧对自己的家人和身份——一个曾获《中国新闻奖》等四次国家级新闻奖、二十九次省级新闻奖的老记者，居然对自己的外公一无所知。
从万安大桥西望，赣江上游约一千五百米处，号称“赣江第一坝”的万安水电站拦江大坝高耸，那里就是赣江著名的惶恐滩。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曾在那里写下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借助文天祥的名句，1984年万安水电站围堰截流时，我在现场口播的《万安水电站围堰截流成功——奔腾咆哮的“惶恐滩”再也不惶恐》喜获江西好新闻二等奖。
站在大桥之上我黙黙祈求好运再次光临：能从高龄长辈口中探索外公有可能留下的点滴痕迹。
过了大桥前行一千多米，一位正在卖肉的老表告诉我，他就是那个村的。他说高龄长辈谢明鑑舅舅已入住到县里的敬老院了，村里还有个八十四岁叫谢绍浴的老人也许会对外公有印象。
在卖肉老表谢明宇的指点下，我顺着水泥铺就的村小道竟自找到了地方。那家双开的彩绘大门以及大门内外宽阔的水泥坪彰显着主人在村里的地位。尽管客厅里正在激战方城的四位老汉对于我的到来非常冷淡，我还是满脸带笑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诚恳表达了我个人作为后辈想从前人身上吸取一些有益教训的真实意愿。
谢绍浴老人不太情愿地离开麻将桌，应付似地吐出一段话：“其实那田地并不多，只是他为人骄傲自大，横强似霸，好舞文弄墨、搬弄是非，结下了不少怨恨”临走我想和他合影被拒绝了。

这些并没有破坏我的好心情。走出大门我又直奔县里的敬老院。
虽然多年未见，我从敬老院娱乐室的麻将桌上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谢明鑑舅舅。八十八岁的老人，三十上下大起大落：昨天是国民党的座上宾，今天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关了几年，释放后因为有“水利工程技术员”那一技之长而留在农场做工。近年国家给他落实了退休金，今年退休金上调到八百多。舅舅知足了。
舅舅独居的房间不算宽敞但却洁净亮堂。隔座在小茶几旁我细细端详，经受过大起大落的舅舅虽然个头偏矮、头发稀疏，牙齿大部脱落，双眼有些浑浊，但整体仍有风采：平缓的脸庞肌肤舒展，挺直的腰板伸曲自如，四肢圆润结实，身体不胖不瘦，腰间没有坠肉，在同龄人中堪称“健美”。
他的言谈清晰明朗：“说是地主，家里也就二十九亩水田、一亩旱地。由于家里七八口人，上老下小缺乏劳力，这些田地都租给别人耕种，一年返租十五到十六担谷子，吃不上几个月，还要靠外公教书所得的大米补贴。”
舅舅觉得表述还不够明确，又补充道：那些田地有一部分是他爷爷和伯父（即他的生父）的，大革命时期苏区肃反清剿AB团，他的爷爷和伯父都被杀害，田地才归到他继父（即我外公）名下。
一番解释过后，舅舅又慢条斯理地说，外公年轻时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就读于文史系。毕业后他转辗南昌、萍乡、宜春等好几个地方当教师，每月所得仅三担米。郁郁不得志的外公除了教书，把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写作中，据说已经完稿的著作有近二十部之多。舅舅仅拿到其中一部名为《星群仪》的著作，可惜在劳改农场给他人借阅后丢失了；其它的都在物是人非的时侯被小老婆当废纸卖掉。
“直到1944年。对，是1944年，”几经反复舅舅才用肯定的语调说，外公通过同学的关系和过硬的学识到江西省文史馆任编辑兼采访，月收入二百四十元。
到1952年土改复查时，单位要外公回家乡打迁移证明，当时的公社领导以地主的大冒子强行将人扣下并施以暴力。以后又在当地强制劳动改造。三年困难时期活活饿死。
谈话中我问道，为什麽外公不愿在本地教书，到外地教书又频频跳槽？
舅舅说，性格决定命运啦。他根本看不起万安中学的校长，说人家算什么东西，就那点水平。可以想象，在外面他也是自命清高，一副怀才不遇的心态能安居乐业吗？也只好认下劳苦奔波的命了。他这辈子，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既不是国民党员，也有没当过政府官员。
最后我和舅舅都对外公作了评价。舅舅说，他好的一面是“勤奋”，坏的一面是“骄傲”；我说，外公的怀才不遇和悲剧的结局，有历史的原因和政治的因素，但个人的性格和修养的有时也会起决定性作用的呀。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外公一家人和天主教的渊源。外公读大学、两个女儿上学，进的都是天主教教会学校，只有过继到家里的儿子（即舅舅）例外。其中的原因连舅舅也讲不清楚。

万安县东南西三面环山，山体高突如屏，赣江曲折穿行。尽管万安拥有“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地”，“赣江第一坝”，但更能打动我的还是众多名人面对山水抒怀的意境。
千百年来万安境内赣江穿流，起伏跌宕，青山逶迤，岸似双屏，左拥武夷山余脉，右抱罗霄山体系。赣江十八滩环环相套的漩涡、狰狰相对的怒石、层层相卷的白浪、滩滩相和的号子，引来欧阳修、杨万里、苏轼、辛弃疾、文天祥、解缙等众多文人墨客击浆放歌、吟诗作词。除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我更爱辛弃疾《书江西造口壁》中的词句：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有谁知身后骂名滚滚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英雄且如此，况凡人乎。
舅舅今年八十八岁。根据舅舅的推算，外公比他年长三十岁。若外公活着就是一百零八岁了。可惜他已离开人间半个世纪。
一切都过去了，安息吧外公。

如是我闻（但愿天佑中国，为生命祈祷） 说：
我觉得，现在的情绪有点问题，太过度透支，而且道德绑架，让我很不舒服

如是我闻（但愿天佑中国，为生命祈祷） 说：
我觉得，民众自有悲悯之心，企业自有责任之重，过度的渲染，似乎有文革之嫌，也似乎是对悲悯天性的一种侮辱，看似更像运动。这让我感觉，本来这场灾难，终于让人之所以为人露出端倪，但瞬息又被打压了下去。有点可怕

如是我闻（但愿天佑中国，为生命祈祷） 说：
数日来，我这种感觉真的让我很强烈。人性苏醒的萌芽，再次被利用。事实上，就是在这种萌芽将有，就被利用的反复过程中，人性沦陷了，悲悯没有了。可怕的是，这次又看到了。相比抗震的画面，这更让我难过。

昨日下午，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13岁的女孩向孝廉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医生说，她的右手臂和左脚，都可能被截肢。下午6点，她被送进了手术室，离开病床时，她向记者招呼说：“叔叔，祝我幸运吧。”
之前，这名漩口中学初三（5）班的学生，讲述了她刚刚遭遇的不幸和幸运的经历：

地震发生时，我在学校3楼教室上课。当时化学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整个教室突然开始晃动起来了，老师慌忙喊我们跑，我们就争相向门外拥。在走廊上时，我就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跑到一楼时，就有楼顶的水泥倒下来，噗的一下压在我身上，我心想完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一次醒来，迷糊着没有知觉，但能从缝隙看到外面的亮光，之后又没了知觉。第二次醒来时，天黑了。我那时非常想念爸爸妈妈，我想我得看到他们一眼再死。想到这里，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记者叔叔，你们报社一定得帮我给同班同学马健颁一个见义勇为奖。没有他，我的命就没有了。
我被马健喊醒了。他在外面喊我，孝廉，你在哪里？我就醒了。他一再说，你要坚持，你要坚持。我身上压着厚厚的泥土和水泥块，马健就用双手在外面刨。我哭着告诉他，马健，你别走，如果你要走，就等我死了再走吧。马健说，我不会走，你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这点困难难不倒你。
后来，我又慢慢昏过去，马健就在外面喊，坚持，坚持。再次醒来，我发现脚和手都被压得严严实实，就说，你使劲拖，别怕把我的手和脚拖断，只要头不断就行。
大约4个小时后，马健终于把我刨了出来。这时，马健的双手血肉模糊。他抱着我，我们痛哭起来。紧接着，他就背着我，向学校大门口走去。刚走到门口，先前压在我身边的一堵墙壁突然倒塌。如果晚几分钟，我还会连累马健，我们两个都出不来。
我叫向孝廉，我爸爸名叫向忠诚。忠诚孝廉，我们的名字取得好吧？我家在农村，非常贫穷，哥哥也是个残疾人。记者叔叔，你帮我告诉医生，千万不要给我截肢。我最崇拜丁磊，我想以后像他那样挣很多钱。截肢了，我怎么去养活父母呢?
我希望人类保护好环境，敬畏自然。

“周五，我们10点钟准时出发，在M4公路服务站接了一些球员。我们或许没有10万镑一周的待遇，但这次的大巴非常豪华。这是英国板球队的车子，上面设施非常现代，桌子、电视，一应俱全。在服务站，有很多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摄影师严阵以待，在曼联室内训练场训练时，也见到不少记者。曼联的工作人员对我们都非常和善，回到大巴上赶往五星级宾馆的路上，正好把《谍影重重》的大结局看完。这次，我们一个赞助商许诺只要获胜，每个人都能拿到1万镑的奖金。这可不是小数目，但即使真的中了大奖，我也不会放弃日常工作。我还是会在下周二5点，准时上街清理垃圾桶——除非，这次我上演帽子戏法，拉法给我一个无法拒绝的合同！”
这是哈瓦特俱乐部的球员托尼·塔加特在足总杯第四轮对阵利物浦赛前的日记，他是个垃圾工，每周薪水在250至400镑之间。另一个前锋巴普蒂斯特为自己规划的职业是在伦敦做一名出租车司机，现在他正努力考取资格证。守门员凯文·斯科瑞文是温彻斯特市的建筑工人，周薪350镑。后来这支非职业队伍在比赛中打进了两个球，他们在赛后像赢得比赛一样欢呼。

前几天看到一条新闻，不知是真是假，若是真的，便很有意思了。一时忘不掉，在此略记一二。说的是山东省武城县吕洼村何二，生于一九零一年，识字不多，为村里自清末以来的八十六个光棍写了一部近两百万字的“光棍传”。这部“光棍传”，新闻里只引了一段，“东二（歪），五岁丧父，七岁丧母，和奶相（…）为命。十七岁学王祥入水鱼，孝。二十上运河发大水，背奶奶在（…）一个窝棚。深夜有一大乌龟来访，不惊黄，东二（歪）烧香供养。乌龟至明方退。三月后，大水坝漫堤，难民多，尾又（…）东二（歪）二人活，大乌龟救。二十九岁，祖母死，二（歪）于墓旁搭一窝棚，守孝三月。最后一天夜，有邻村一女来访，自言为其孝所感，愿结婚姻”。此段传主名东二歪，何二不知写歪字，便以一笔斜枝表示；另外，乌龟、婚姻等语是以乌龟图形与鸳鸯戏水图形表示的。其余便是后人辨认不出的了。中国自古是把光棍排除于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若是研究这一过程何时开始、如何演变，想必可以写出一部类似于《疯癫与文明》的作品。除此之外，对这事我还似乎有很多感慨，却不知都是些什么样的感慨，只得搁笔，待日后再说了。

读到一个天才儿童的诗，不得不强烈推荐一下。该小儿年方七岁，乃羊城著名青年翻译家luke孙之公子。真乃虎父无犬子也。比起来，我的打油诗未免过于拘谨而无想象力，惭愧。

其一：
床前明月光
某某打开窗
看见X光
牙齿掉光光

其二：
床前明月光
某某关上窗
看见小炸弹
把你炸个窿

其三：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里龙卷风
看你往哪跑

其四：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李白吃大餐
口水直下三千尺
可惜没带卫生纸

我在电话里对格非说：“我很喜欢读您的小说……”“噢。”
我又说：“不过我觉得《山河入梦》比《人面桃花》要弱。”“噢。”

奥沙利文赢下他的第九局后，丁俊晖以为比赛已经结束，他含泪向对手伸出手去。奥沙利文回答说：“我们还有好多局比赛没打呢，先去休息室喝杯茶吧！”
这就是绅士啊。其实再拿下一局他就是冠军了，可是他说“我们还有好多局比赛没打呢”。这就是绅士运动啊。

因为想约一篇稿，傍晚给止庵先生打了个电话。他的声音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也比我想象中要健谈。说起《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那本书，止庵说：“后面几封用钢笔写的不该收录，手札，就应该是用毛笔写的嘛。”给我留地址时他说起本名，我说我知道的，其实我是您的读者，他说“谢谢你”。

我喜欢摩连奴的一点是他对球员不遗余力的维护。看他是怎么谈论车路士两位门将的：
“我只想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况，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一切都好，他们不光是我的球员，还是我的朋友，和朋友的生命与健康比起来，足球太微不足道了。”

格非老师说的话：

——许多年来，尽管我已经习惯了在不为人注意、相对寂寞的环境下工作，尽管我时常用孔夫子“人不知而不愠”这样的话来勉励自己，也确实享受到这种习惯带给我的种种自由和保护，但也谈不上什么境界，距离“荣辱不惊”的理想还差得很远。写作毕竟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全部的心血。小说出版之后，如有三二知己读懂了我的意思，引为同调，我的辛苦就不算白费，就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欣慰。
——我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的长江之畔，差不多十五六岁就离开了故乡。奇怪的是，我离它越远，它在我的记忆中的形象不是逐渐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尽管我时常也会重返故乡，但是我的内心其实十分清楚，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那个记忆和想像中的梦幻之地，我实际上是永远回不去了。在遗忘成为惯性的现实世界中，生活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惯性中的个人一心要去重温旧梦，似乎有点过于奢侈，事实上也并不容易。
——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乡村里还生活着最后一批文化遗老，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虽然不合时宜，倒也颇有古人之风；那时的天空虽然阴晴不定，倒也还纯净明亮。那些传统的带天井和回廊的房子在阳光下的阴影，也还会悄然侵入我的梦中。对我来说，记忆有时就是想像，本身就是梦境的一个部分。在北京的西北郊，每当夜阑人静，风沙骤起，天地昏黄，不敢用力呼吸之时，童年的那些人和事就像默片一样在我眼前浮现，那个时代残存的气息依然在我的四周挥之不去。每到这时，我就会莫名而悲，不知今夕何夕。

偶然看见的。可能是一篇演讲整理稿。

我们缺乏文学的常识　　
格非

我在学校教书跟学生有很多的交流，我突然发现这个社会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以后，一些做专业文学研究的人，对文学的常识十分缺乏。这使我一直非常困惑。我觉得在我们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课程，知识储备，都需要一个严格的训练。那么现在呢，因为大学的课程非常多，非常杂，实际上也不可能给大学生一个基础知识的训练。所以慢慢地我就发现，不管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人士，甚至是一些非常著名的学者、评论家，大家一方面缺乏常识，一方面不在一个以常识为基础的层面上来讨论问题。　　
沈从文曾说过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所谓的专家跟非专家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区别：专家有常识，一般人没有常识。我觉得这说得非常对。他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来做古物的整理研究，建立了一个常识。比如说一个绸缎，拿来一看，知道是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是宋元的，那么他有这个常识。　　
什么是专家？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不在这个常识的范围内讨论问题。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传说朱苏力招生的时候没有招第一名的人，他招了第二名、第三名，这在博士生招生过程中其实是很正常的，但却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无数的人在骂他。你可以批评朱苏力，你也可以讨论北大招生不规范，里面有没有猫腻等等，但是现在很多人说朱苏力是法盲。你想想，一个法盲怎么能当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我读过他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起码在国内来说，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法学家。但是一些完全不懂法律的人，没有受过一天法律专门训练的人，就敢说他是法盲。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很多搞文学的一样，很多人，没写几篇东西，没读几篇东西，张口就说鲁迅不行了，鲁迅毫无价值。我觉得不管什么问题，一定要在一个常识的基础上来讨论才有意义，不管是一般读者还是学术界，应当重新建立起一个最起码的常识的概念，这是目前我对中国文学界感到忧虑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惨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不顾常识。可令人悲哀的是，不顾常识这个问题，在今天通过另一种方式再次泛滥。　　
我记得前年我在法国边境的一个农村，这个农村是一个很小的山村，村长有一天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农民讲一堂课？我当时很犯愁，给农民讲什么呢？他说你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你根本不用管他们，他们也不是希望你说一些他们能懂的，你说的他们不懂也没关系。后来我就讲到法国文学的问题，讲到福楼拜、巴尔扎克、普鲁斯特，我觉得可能他们不懂，结果我非常惊讶，他们那些农民还真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我倒不是说外国的农民一定比咱中国的强，但有一点，对待知识、包括专业知识，他们不像我们那么神秘。你想成为普鲁斯特专家，前提是你必须首先读他的书。　　
有一个法国老太，60岁了，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想做一个汉学家，可是她一个中国字都不认识，她跑到尼斯大学跟我的一个朋友黄晓敏教授学汉语。五六年之后，她已经在翻译中国小说了。我跟她聊天时问她怎么这么快就学会了汉语？她说，五六年不算短了，你只要想做，什么事做不成？　　
钱穆先生也说过，你花四五年时间去读史学名著，就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有专门学问的人。我想，一个人不上大学没关系，老老实实在家里读两年书，如果这两年认真去读某一个方面的，比如说现代文学，读两年就够了，你差不多就是专家。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神秘的问题。要成为一个专家，一个有常识的人，只要花时间在你喜欢的知识领域里面尽可能的建立起你的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