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惯做“桥打油”，谁知更有打酱油。
价值闭嘴谈普世，文章袖手写自由。
瓮安三撑人不见，江城一曲鬼亦愁。
同一世界同一梦，待得梦醒已残秋。

自注：“打酱油”者，“关我鸟事”之今谓也；“普世价值”一语，已禁止付诸报端；“三撑”者，三个俯卧撑也；“江城一曲”者，“纵做鬼，也幸福”也；“同一”云云，不说你也知道也。

有些事又变味了。比如说人们开始以捐了多少钱来作为对一个人道德的评价。网络上的话语暴力似乎又出现了。
现在来讨论这个话题仍然是不合适的。不过设置道德标准永远是不合适的。
哪怕我和jier就这个问题有争论，我也要这么说。

现在，广州大道上的汽车都在鸣笛。

“哦，生活总是暮气沉沉
为什么不来些刺激呢”
我在岗顶忙着避雨
徐钟在下午三点发出邀约

输了一百五啊
凌晨一点，他哀叹着发动引擎
从广地花园送我回家
我坐在后座，手里的钞票捏出了汗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要么死于暮气沉沉
要么死于刺激过度

补记：诗中主人公阅后发来回应，也是一首诗啊——
“两块钱的刺激生活呀
多可悲
人家输赢上万，而我们还为一百元钱死于刺激过度”

“奥运会”不是奥运会
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现在也许在北京
但四年前不在雅典
四年后也绝不会在伦敦
他没什么肉，皮肤黑
烟熏的一口大黄牙
像乌鸦一样聒噪
我老在想
他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聒噪吗
他把田径队的姑娘都睡了
还要去睡学校里的其他漂亮姑娘
他总穿着背心一样的运动服
跑得飞快
他靠他的腿环绕过北京
也环绕过青海湖
靠他的腿进了大学
他还整天嚷嚷要靠它们去奥运会
我们都看不起他
也都离不开他
扯住了让他讲个黄色笑话
再把他赶出我们的宿舍

看着电视里的火炬传递
我想
“奥运会”要是真能参加奥运会该多好
至少能给这个庄严的盛会带来一点低俗与卑微
一如当年他在我们中间

两个穿着制服的城管，像在参与一场战役
成功围剿了挑着担子的女“走鬼”，一人扯一筐
浇上水的果子在筐子里滚来滚去

还有一个也是城管，像打了胜仗的将军对待自己的俘虏
“你不要跑了，不要跑到那里去”
他向一个试图潜逃到广州大道对面的老“走鬼”宣布

战利品只是两串新鲜的枇杷，提着上了车
作为胜利者，可真手下留情啊
平时是要没收扁担、竹筐和水果的

那个老头也许真的穿越了车流，没被撞死
那女的不相信自己的好运气，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有人说，“他们一定是车开到半路，口渴了”

关于农民工，有一个场景一直令我不能忘记。去年冬天在北京一家高级酒店的大堂里，一个中年女人坐在离我不远的沙发上，她在努力向手机那头的人要求着什么，似乎是一次额外的服务，但是遭到了拒绝。她突然提高了音量，“你这个乡下来的土老帽，你这个农民工，怎么这么孙子呀……”她气愤极了，正宗的北京腔调也颤抖起来。
羞耻感突然向我袭来，仿佛她骂的是我。这种心理并不奇怪。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在《中国农民工调查》一书的开篇与结尾说的那样，“我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星球的什么角落，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不远的祖先，都来自农村”。
但事实是，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仍然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刻薄的城市人仍然歧视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们，虽然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农民工；宽容的城市人试图接纳农民工，但他们根本不了解那群和他们的生活离得很远的人。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甚至这些权利被有意识地不放到他们手里。
这样一个对中国影响巨大的阶层——在中国的城市化与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之中，他们是最重要的主角——受到这样的待遇，是令人疑惑的。
经过数月对农民工与学者、官员的采访，魏城在今年推出“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报道，本书就是这些报道的结集。对一张以报道世界重大经济事件为己任的国际性报纸来说，关注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与以他们为主角的城市化进程，既是应有之义，也体现了令人敬佩的勇气。
 
将失落多年的权利还给他们
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重要的变迁是什么？魏城说，过去他会选择辛亥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等政治变迁，但如今他会选择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这一进程未曾经历改朝换代，也未曾闪现刀光剑影，但其意义却极为深远，因为只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变化，才是最为深刻、最为实质的变化”。
在2007年5月23日这一天，世界城市人口达到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人口则为33亿386万6404人——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这是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另一个分水岭是人类从游牧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开始与农业文明的漫长告别，直到今天终于把重心移到了城市文明这一边。
毫无疑问，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民工进城打工潮使这个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在改革开放开始至今的28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从1.73亿人增加到5.7亿人；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在17%至18%之间，现在已经提高到43%。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魏城采访时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会达到9亿至10亿之间。
无论从农民自身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本能来看，还是从工业社会人口城市化的必然规律来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告别农村走入城市，都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这只是将农民应该拥有却失落多年的权利还给他们。这只是第一步。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曾经被禁止从农村向城市迁徙。张英洪在其著作《农民权利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7月版）里回顾了这个过程：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第一次将农民的自由迁徙行为贬称为“盲流”；到1957年，在先后下发的几份不准农民进城的文件中，所使用的动词已经从“劝阻”到“防止”，最后是果断而严厉的“制止”；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学校的录用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这标志着中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建立。
这个制度最直接的结果是，农民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上，在遭遇灾荒的年月里，他们失去了数千年来的对付灾荒的最后手段——逃荒，只能听天由命。直至1984年，农民工才被准许进城，但还得自带口粮。
在不到30年里，农民工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旦他们得以解脱束缚，哪怕只是部分束缚，他们也能迸发出令人惊讶的创造力，他们也能成为推动这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直至今天，二元户籍制度这条最粗重的绳索仍然捆在他们身上。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就算走入了城市，农民工也仍然需要忍受不平等的待遇。像张英洪说的那样，“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除了经济利益不平等外，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与市民都是不平等的，农民已不折不扣地沦为二等公民。”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
 
农民工的不安全感
魏城在书里记述了吴胜发的经历。吴胜发12年前离乡打工，如今成为东莞凤岗镇一家五金厂的工程师，月薪3500元，他的妻子是东城区一家电话机厂的高级技术员。在中国数亿个农民工之中，这一对夫妇也能算是佼佼者了。
但是吴胜发夫妇没有在东莞买房，虽然他们完全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可他们仍然选择租用一间简陋的一室一厅公寓。他的理由是：“万一我丢掉了那份工作怎么办？谁能保证我还会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不安全感像幽灵一样缠绕着农民工的内心。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太低，他们太脆弱了。
举一个例子。为了对付跨国公司的审核（看工厂是否改善了工人的生产条件、是否遵守对劳动时间的规定等），每到审核人员到工厂来之前的那个晚上，工厂的管理人员就忙碌起来。不管晚上加班到多晚，他们都把工人们留下来，叫工人们站成一排，跟着他们学如何应对询问。他们站在工人面前，大声说，跟着我念，念不熟、背不出来的不许回去睡觉。
工厂里的农民工唯一的选择只有服从，和他们的老板一起对付试图帮助他们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与企业进行博弈的资本。而他们无法形成博弈力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应有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他们。
在我看来，农民工的不安全感还来自于周边环境对他们的隔离与冷漠。我认识几个在佛山南海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结识的女朋友依然是会说四川话的同乡，像本地人不喜欢他们一样，他们也不喜欢本地人。他们无法听懂本地的语言，电视台播放的粤语节目他们也从来不看。粤剧团在村里的广场上搭起戏台，习惯观看川剧的农民工们毫无兴趣。当然，这个戏台也不是为他们搭的。一个打工的女孩路过广场时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就有本地人过来叫她走开。
很明显，上面这一幕不仅形象地说明了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还部分体现了学者所说的“文化权利的缺失”。
“要解决这些事情，首先是要取消制度性的排斥，以身份为识别的隔绝制度或政策都是应该纠正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在这本书里说，“其次，应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包括降低就业成本、降低居住成本。”
他最后说：“城市不把农民工当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农民工能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对每天都享受着农民工的服务的城市人来说，这样的告诫是及时的。
而研究移民史的学者葛剑雄在书里也不认为现在的大多数农民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他说：“移民有归属感，而流动人口没有归属感，具体到挣的钱，如果是流动人口，他就会把挣的钱寄回家，如果是移民，他就会在当地储蓄和消费。”与农民工无法取得居留权的现实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不少人为之欢呼的农民工成为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相情愿的想法。
 
建立一个善的制度
然而，中国的现实总是有吊诡的一面。这种“制度性的排斥”却在客观上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正得益于此。因为“世界工厂”的前提就是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如果中国废除了户籍制度，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工人的所有待遇，中国就不会再保持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这也正是诸如曹锦清等学者认为中国尚不能取消户籍制度的原因。这位写过《黄河边的中国》这样优秀的农村问题论著的学者在书里说：“在现代社会，为不平等进行辩护，那总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在目前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的制约下，即使中国要实现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权利平等，也是有心无力的。”
魏城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事实。“严酷的事实，无情的逻辑”。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本试图“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中国农民工这个宏大命题的魏城在纷繁的现象和杂乱的头绪面前，退回到旁观者的姿态。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魏城和《金融时报》只是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局外人，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做我们该做的。虽然曹锦清说“一个善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但是首先要把归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民应得的权利作为中国的目标，把建立一个善的制度作为社会的共识，它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果连我们欠了农民工很多很多这一点都认识不到，建立善的制度就更无从谈起了。

去年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作为我有限的记者生涯的结束标志。一年后，回头再读，觉得也并不全是为了赚稿费、填版面凑出来的东西。年尾年头，感慨良多，抚影自怜是可怜的，但大话又不知从何说起。于是贴出来，略表国事未忘之意。

转过脸去就忘记 

在比现在年轻四岁的时候，我得到了这份在大地上走来走去的职业。我提着空荡荡的旅行包，口袋里揣着本子和铅笔，鞋子漫不经心地踢着石块。我和不同的人交谈，貌似关切地询问他们的饮食起居，打听他们的家庭情况。我微笑，大口地喝酒，在适当的时候跟着咒骂，或者流露出保持尊严的悲伤。
我见过不少人。在从马村回市区的路边，我跟坐在三轮摩托上等着搭客的阿姨谈天。隔着一块田那头是一座建筑物，门面上有字是“基督教会音书堂”，就从那里聊起。阿姨说这个村的人都信上帝，每个星期天要做礼拜，唱圣歌什么的。她是隔壁村的，她们村就都不信，信观音。马村街上贴有观音诞放烟花防火的告示，我就问观音诞是几时，她说是二月二十五，就是这几天了。她还告诉我，这个村都姓冯，祖先从外地过来，信上帝是从祖先那时传下来的。最后她告诉我，别村的人都不把女儿嫁给冯村人。
观音和基督，观音诞和圣诞节，嫁女还是不嫁女——你能知道这有什么差别吗？我喜爱的作家格非说过，“即便他们的信仰未曾形成语言和习俗，付诸行为和仪式，信仰的种子依然珍藏在他们的心中”。这故事简直说不上有什么情节，却叫我得见人世间的一点世俗的暖意，卑微可怜，或有一些庄严在里头，轻贱不得。
在一个肮脏的大排档里，年轻的打工者和他的女友坐在我的对面，像当地的广东人一样用茶水洗了洗杯子。他招呼我说：“吃，你吃。”然后回头叫店主上菜快点。我举起筷子。我的同伴碰碰我，说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他当场又用只有他和我才懂的粤语低声说了一遍。他说的是“在这种地方很容易得乙肝”。
那一顿饭，我吃了几片莴苣叶和半碟炒花生，另外一半是我的同伴吃的。我对那个年轻人说我们吃过午饭了。吃完饭，年轻人抢着出了钱，他说，到我们这里来，怎么能让你们出钱呢。我们用过的碗筷被堆积在倒满水的水盆里，人们经过大排档门口都会避过那些水盆，他们说着我们听不大懂的方言，走进散布在这个镇子的几百家制衣厂。
除了炒花生那天还有些什么菜呢，我认真地想了一下，还是没记起来。
我不能记得我见过的所有人的脸，我也不记得那些人的名字。我突然来到他们面前，像一个贪婪的标本采集者一样采集他们的故事，然后彬彬有礼地告别，一去不返。我不记得他们的脸，好了，这没有关系。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记得我，因为我不会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
还有一次在北京，在一家高级的酒店里，一个中年女人坐在离我不远的沙发上，她的声音逐渐侵占我的听觉。她在努力向手机那头的人要求着什么，似乎是一次额外的服务，但是她遭到了拒绝。她突然提高了音量。“你这个乡下来的土老帽，你这个农民工，怎么这么孙子呀……”她气愤极了，正宗的北京腔调也颤抖起来。
虽然没有什么理由，但我确实感到了羞耻。我一直坐着，装作专注地阅读我手中的画报，似乎抬起头来看一眼这个女人长什么样子是一件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我就这么看着我的画报，最终失去了看到她面容的机会。
我为卑贱者感到羞耻，仿佛那是降临到我头上的卑贱。在这个时候，我又觉得“轻贱不得”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我身边，又有什么是轻贱不得的呢，我能做的只有转过脸去，看我的画报。一张张脸出现在我的面前，又隐没了，他们就像漂浮的灰尘，永远存在，却不可看见。我转过脸去，把他们忘记。

有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懑。

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的业务报告

尊敬的南方周末编委会，现将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的业务情况向你们汇报一二，希望可以获得你们的指导。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我搞新闻搞了近三年，虽无法日三省吾身，却也多番思考过，今天这份东西也当向列位交个底罢。
我在大学里读的是新闻专业，除了在学校里玩家家般办过一份报纸以外，自认受到的新闻教育粗浅陈腐，不值一提。不过，出身于新闻院校的学生往往比别人更早地拥有一种单纯而模糊的所谓新闻热情，这也许是新闻系带给我不多的礼物之一。
另一件礼物是给了我接近南方周末的机会。零一年，通过一番不算太复杂的手续，我来到南方周末经济部实习。从二月到六月，时间不长，但可以说是找着了安身立命之所。此安身立命既指南方周末，也指经济新闻这个领域。此前我是个对经济惧之如虎之人，此后虽说不上成为专业人士，也算是耳濡目染，略有心得。
以上数段文字，叙的只是“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史”，多说无用，不赘。
零二年七月，我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最初数月，只觉浑浑噩噩，七窍不开，话说回来，兴许至今开窍也仍是自以为而已罢。倒是观念此一层的感受多些，闲时无事，站在十二楼的过道，看身边诸君低头匆匆奔走，遇着生人略一颔首，以往耳闻的南方周末一以贯之的精神之种种似乎也具体了些，心下念道，都是一群叫人感佩的人啊。彼时已是外界流传南方周末没落之日，说实话，到今日却仍是怀想不已，仿佛逝去的日子总是格外美好似的。忽一日，与同事外出采访，此君是老周末，我便问他，“你认为周末的气质是自由主义的么？”他表示同意，然后反问我，我说不然，我的看法是周末是人文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这个念头至今仍是不变，而那位同事坚持的自由主义气息倒也渐渐不再有人提起。依我看，也是好事一件，领公家的粮办公家的事，妄谈自由不自由做甚，书生意气罢了，用文话说，南方周末是“党报的子报”，我深以为然。又有言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反着说在其位谋其事也对，既然是“党报的子报”，该办的事还得办，当然“党报的子报”也要讲良心，这个不能丢，丢了就既不是报人更不是人了。于是更觉得我之人文主义观是对的，说到底不过“人情味”三个字。只可惜近年来自己人里边也慢慢没的情份讲起来，渐觉生冷无趣。
指手画脚了半日，似乎离题甚远，不过要谈业务前总得先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才好，否则掐头苍蝇满地乱走，光会采访写稿，再生猛也是新闻牲口一条，遑论我这等不生猛之人。
说到写稿，查检半日，翻出自己写的一篇月度好稿。一位企业家被鸠占鹊巢夺去家产，找我们喊冤，同事先做了一篇文章，我再与同事一齐去弄清楚此君身家是否干净。本想借那时节保护私产呼声日盛将此案连续报道，后经叫停，也是无奈何的事。先去的海口，然后需往湛江，于是半夜赶海轮，到海安后再转乘大巴。海轮外是漆黑的海面。船上的乘客大多面色黝黑或者赤红，神情淡漠。他们坐在船舱里的长条椅上，抬头看半空中悬挂的电视机，里面播着刘德华的《阿虎》。因为所用的VCD质量不好，画面时常暂停，但观众们丝毫不以为忤，他们安静地等待屏幕上滑稽的定格自行跳过。有的人在长条椅上躺下来了，他们的睡眠是什么也难以影响的。一位老妇坐在角落里，低头呕吐。躺在她坐着的那张长条椅上的一个男人，稍微起身看了她一眼，然后重新把头放在椅子上，她也不受他的任何影响，继续在那里难受地呕吐着。此事过去近一年有半，以上情景却是历历在目，比案情更加难忘记。本报宣传语常说“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说的岂非正是这些人。置身于他们中间，常常使我感到平凡的卑微，却有一种大庄严在里面，叫人轻视不得。四处奔走，这些景象最使我喜，亦使我悲，然则悲喜俱与他们无关，我略作停留，或不顾而去，他们自活他们的，视我如不见。
再有一次在苏北宿迁，行车在乡间道上，两旁高树背光，许是白杨，太阳黄黄的晃眼。至今不忘。
后来做了编辑，便终日枯坐于十一楼一角等米下锅。做编辑一年零三个月，改过的稿子上百篇，自知无大法力，不能化土为金，但每篇都是经过自家手眼的，尽了心力。初半年每周一周二没有一晚不熬到三点后，我是有癖之人，看不得难受的文字，于是有时稿子几乎重写。然而这是新闻，比不得平常文章，三分是写却有七分是采，重写也顶多是把房子重新砌起来，料仍是那些料，变不出多一根木头来。我常与记者说，我们两个版面是不成熟的版面，记者是不成熟的记者，编辑更是不成熟的编辑，超英赶美的事做不来，只求慢慢一同成长。此话有来由。比如说版面，IT版是我做编辑前临时设置的，但这两年信息产业已过了猛烈爆发的时节，用某专业杂志的封面来说，乃是一个“平淡之年”。产经是老版面了，南方周末经济部也是从产经起家，但在经济记者圈里已不大有人瞧得起做产经的了，因为风头转到金融政经那去了。兼之两版如何能与那些我于路上遇见、予我悲喜的平常人联系起来，如何使得他们觉到我也在注视着他们呢。于是困惑，不知措手。摸了不久，自己拍脑袋定出一方向来。新技术可以改变人们生活，我便来看看它们是怎样改变人们的生活；产业最终作用于消费者，我便来看看这条传导索是如何作用的。依了这个念头，做了彩票舞弊，做了青年人用即时通讯工具（QQ的便是）聊天，做了用手机当钱包付款，做了机票涨价，做了汽油涨价，渐渐把巨头、收购、CEO诸名词抛在脑后。然而有批评起来，说只关注民生会令版面边缘化，失去主流话语权云云，我便悚然，怕是自个乱来弄坏了报纸，又回头去盯着巨头收购CEO。终于走到今日。
从业三年，成绩付之阙如。一位引我入门的前辈说过，三年是个坎，落到自己身上，理想是否淡漠了锐气是否消磨了，自己也不肯定，但是心里总有不甘的念头。想起来，理想是不是挂在口头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件一件地去做，做好。我的职业生涯以进南方周末开端，对南方周末纵时有腹诽，此处的种种气息早已渗入我体内，挥之不去，心里无时不以南方周末人自居，想是今后亦是如此。于我而言，这次内部职称评审的结果并不十分重要（当然也有八分重要，因为关系到金钱与荣誉），只是我是沉默之人，平日难有机会与列位领导交流，就算是借机回看自己走过的一段路罢。规定此文要写满三千字，我怕是不够，也不勉力拼凑了，就此结笔。祝列位体安笔健。